本文系第二届“玉润健康研究基金”项目研究专题。
本期作者：刘奕伶，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项目名称：“流动的病人与外来的医生——流动人口的医疗与社会网络”。
一、鼓村
文中提到的人物均使用化名。
我的田野经历是一个不断打破过去刻板印象的过程。在进入田野前，我所接触到的关于流动人口的医疗话语中，流动人口都是一个沉默且无力的群体，他们“小病拖，大病扛”，有什么不舒服就忍着。因为缺乏医疗保障，加上经济条件不好，他们往往会选择去“黑诊所”打针输液。那些“黑诊所”医生缺乏资质，卫生条件不达标，药品来源不明，常常害死人。更无奈的是，流动人口还要面对本地人的歧视，本地人收着他们的房租，赚着他们的钱，却又十分瞧不起他们……
但是，上述关于“黑诊所”和“冷漠的本地人”的印象，在我进入田野后却被打破了。
下面我要讲述的田野故事，就与两个打破这些成见的人有关。
我的田野点鼓村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郊，隶属于金盏乡政府。目前，鼓村有本地户籍居民1700多人，流动人口则至少有8000人。严格来说，鼓村并不是被林立的高楼所包围的“城中村”。如果一定要给它做一个分类，它更像是位于城市边缘，又不完全属于农村的城乡结合部。田野期间，我在鼓村T小学做志愿教师。T小学是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它是由一个致力为打工者权益而行动的NGO组织支持建立起来的。
我在T小学教的四年级班上有一名姓金的小胖子。小金虽然才上四年级，但其实已经11岁了，比起班上的其他孩子，他显得“成熟”不少。四月初的一个下午，我发现小金上课时一直捂着自己的右脸。课后我询问他怎么回事，小金说自己牙疼，右脸蛋又红又肿。我提出带他去附近的诊所看看，小金却坚持说放学他妈妈会带他去一家“别人都找不到”的诊所。我告诉小金我正在做关于鼓村医疗的研究，想去看看他说的诊所。小金显得有些犹豫，说要回去征求一下妈妈的意见。第二天下午临近放学时，小金叫住了我问我放学后有没有时间，他妈妈要来接他去看牙，说我可以跟着一起去看看。
放学后，小金的妈妈带我们来到了鼓村中心街一栋小楼前。我随着他们进入小楼，拐了数道弯，从一个另外架设的楼梯上到二楼，进入一个房间。这间房间乍一看与普通的住家并无区别，但房间内堆着满满药品的柜子，沙发上则坐着的数位正在输液的患者。我知道，这便是传说中的“黑诊所”了。
诊所医生姓罗。在我说明来意后，罗医生出乎我意料地并没有显得很戒备或警惕，甚至还很乐意同我聊天。此后，我便成了这间诊所的常客。经过交谈，我慢慢了解了罗医生和他的故事。
二、罗医生的故事
罗医生1965年出生于河南信阳农村。16岁那年，村里一位颇有名望的村医见他做事机灵，便把他收为徒弟：
我们那时候拜师是有仪式的，要给师父磕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学徒的时候什么都得干。家务活儿，看孩子，刷碗刷地，农村里边儿干的农活儿，施肥，包括挑粪。就跟古代那师徒一样的。但是有时候，遇上好师父不一定遇上好师娘。我师娘，老让我干活，不让我学医。干活你说该干我就干，但你也别耽误我学习对吧。
因此，罗医生的第一段学徒生涯不到一年便草草结束。不久，罗医生家另一个县的远房亲戚到他家。这位亲戚听说他学医半途而废，就把他介绍给了当地的一位赤脚医生。罗医生答应下来，就跟着亲戚到了另一个县，跟着这位赤脚医生，也是他后来的丈人，继续学医了：
我丈人是赤脚医生，医疗队的，为人民服务，拿公分。他们以前都是传统的中医，之后才有西医。西医方面是上面发一些书籍，他们自学的。我也就跟着学，基本上是中西医，内科全科。不得了啊，我丈人，可别看他是传统学的，他教的两个徒弟，带出来两个院长。我也是他打的基础，跟他学徒三年，之后通过培训、深造，进了县医院。
我跟着他在村里面的时候，那太有地位，太有面子了，说实话。咱们出去，扛着药箱，到哪个村儿去，不管大人小孩儿，都恭恭敬敬，非常尊敬的，感觉那你就是个救死扶伤救命的人，很有修养很有学问。好多事儿，村里人都给我师父面子，相当地牛！不光是他本家的事儿说了作数，而且是大队、村儿里边儿的事儿，村干部，都请教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有钱，他比大队那些人拿钱拿得多得多。国家拨的款也好，还有挂号费，还有病人送给他，回报、酬谢他的东西。你比如说，有人得病，蹊跷古怪治不了的，别人没治好的，他能弄得好；或者说，他说你这个病，赶紧去大医院看吧我这儿治不了，然后人家去了大医院，跟他说的一样，没有给人耽误，人家觉得他有良知，就酬谢他。所以说他就靠着这样，在老百姓十里八乡里边儿，都非常有名气。
到我学徒的时候，尊敬他的人，我到现在还是历历在目。那时候我们到哪儿去，人家管我师父叫“先生”，管我就叫“幼先生”，我感觉自己也非常有面子。走到哪儿，人家都给你吃好的。农民他能有什么东西呀，但凡好点的都给你吃。那时候我们经常是上人家家里看病去，你比如说，谁家里有病人了，早上就来找我们，说“今天中午，在我家吃饭哈，我家有病人，来不了，走不了道儿”。我们就去他家，忙一阵儿就到中午。眼看你忙活完了打完针了，男主人就“哎别走”，马上聊聊天儿，聊几句。女同志呢，就到厨房去了。等到我们聊完说准备走，女同志就说“烧水烧好了”，意思就是饭做好了，搁这儿“过旦”。
但凡是他们要留你吃饭，那肯定都是提前准备好的。提前买豆腐，干豆腐，整点儿鸡蛋，一般没有肉，没钱买肉，就是自己宰的小鸡提前焖着。或者有的整点儿肉丝面，熬的肉，熬得烂烂的，搁在面上。没有肉的就是鸡蛋面。这都是他们自己平时舍不得吃的，都给我们吃。还有的包饺子，提前包好，新鲜。吃饭还有人陪着你，“能不能喝酒？”能喝酒呢喝点儿，不能喝酒也不劝你。那时候来找你看病的都是三里五乡的熟人，不知根知底的不找你。找你的情况下，他就知道你的爱好。比如说我师父喜欢打桥牌。晚上去，“哎呀，大夫来瞧病啊，瞧完了晚上到我这儿来吃饭，吃完饭打牌。”把病瞧完了，人家专程请的俩人陪他打牌。
学徒期间，罗医生和师父的女儿逐渐产生感情，结为夫妻。学徒三年后，两人参加了县里组织的在卫校进行的培训。经过培训，罗医生成为了乡医院的内科医生，妻子则当了妇产科医生。但是，由于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削减了公共医疗财政支出，医院“自负盈亏”。当时乡医院的效益并不好，工资收入比较低（罗医生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是三十九元）。由此，许多医生就想方设法“公饱私囊”。按照罗医生的说法，当时虽然很多人在医院上班，但都是给来看病的人“开条儿”，这个“条儿”是让病人到自己家去看病的凭证，“你的病号在你家去，我的病号到我家去”。医生们都有各自的渠道取得中西医药品，这样一来，医院便被架空了。
罗医生说，当时他们医院的大夫就像这样各自在家开诊所，最多的时候开了17个诊所，医院完全被瓦解了。除了需要做透视或者化验等检查的，或者计生办要求做手术的，其他小病都被医生们私自包揽，“医院那根本不是一个医院了”。1987年，由于罗医生和妻子“超生”，正赶上当地严查，两人双双被乡医院开除。
三、“非法行医”
被开除后，为了养家糊口，罗医生做起了村医。实际上，按照行政和法律的规定，罗医生当时就已经属于“非法行医”了，但是在农村，并没有人会追究这一点。不过，罗医生关于这个时候再做村医的回忆，也还是远不如跟着师父那时候美好：
那时候也挺苦的，为了挣钱，大年三十晚上被老乡叫，也要去看病。我骑着摩托匆匆忙忙赶过去，过河的时候冰面破了，我一头栽进河里，那可真是有苦难言啊。但是农民也可怜啊，我不能不看。以前看病有国家给钱，自己不用花多少钱，就是五分钱的挂号费，药都不花钱。等我再出来做村医那会儿，就不是这样了。农民没钱啊，看完病带你跟前就把你眼瞅着，“没有钱，没有”。要么就赊账，我到现在还留着账本，九五、九六年的，谁谁谁哪天上午下午跟我这看病，欠二十三十多少多少，加起来还有千把块钱，现在还赊着。也没办法，我们老家俗话说“三年的账白纸一张”，自己记的账法律也不承认。不过呢，我也不追究了，农民很可怜的，真没钱。有一次有个病人，我输了几天液，开了药，统共50块钱，他拿不出来，家里人东拼西凑凑了27块，我也就收了27块。我第一任师父跟我说过，在农村做医生，“穷人治病，富人给钱”，见着有钱人就多少几个，穷人给不起就少给几个。
2000年左右，罗医生听一位老乡说，北京现在外地打工的人多，很多工友找不到看病的地方，过去开诊所很有市场。起初罗医生和妻子有些犹豫，因为他们知晓自己认识的一位退休县医院医生前几年在大红门浙江村干了两年三年就回老家了，因为“在外面受不了这个苦”。两人合计了一下，决定先由妻子到永定门浙江村一家老乡开的诊所干一段时间看看。2003年，罗医生终于决定前往北京。之所以选择鼓村，是因为附近老乡多。据罗医生说，当时鼓村及其附近在做基础建设，一大批河南信阳附近农村的居民参与了基建工作，这样逐渐在周边形成了包括鼓村在内的多个流动人口聚居村。
就这样，罗医生开始了他的“黑诊所”生涯。在鼓村干了十几年，由于治病见效快，价格实惠，罗医生成为了这里非常有名的人物，几乎所有与我聊过的鼓村人，无论本地的还是外来的，都知道罗医生和他的诊所。他为什么没有考虑过办理执照和许可证，开办一个合法的诊所呢？因为对于大多数在流动人口聚居地开设诊所的人来说，其硬件条件根本不可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而且据罗医生说，开设诊所所用的是村里的商业用地，但像他们这样的外地人没有本地户口，要得到商业用地的使用权非常困难。他们和在鼓村做生意的小商贩一样，几乎都是从本地的商业用地所有权持有者处转租使用，除非“有本事认识人，或者有钱打通各处关节”。
一般来说，罗医生的诊所上午会比较清闲。白天鼓村大部分流动人口家庭的男主人都外出工作了，妇女们早上则要忙家务以及做饭，因此上午上门看诊的人并不多。罗医生得闲，早上就会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练毛笔字。书法是罗医生多年的爱好，他已经练就了精湛的技术，字非常漂亮。诊所内部的墙上贴了很多罗医生的作品，其中有一幅是他最满意的，写的是毛主席的《卜算子·咏梅》。这一特长也被附近的邻居所知，大家都夸罗医生的字好，他便把自己的部分作品贴在了楼道里，这样领居们进出往来都能欣赏到。
罗医生的家就在诊所隔壁。中午，妻子在家做饭，罗医生便要把孙儿带来隔壁，担当起照顾孙儿的责任。罗医生的儿女并不住在鼓村，但由于工作繁忙，只好把孩子交给祖父母带。罗医生的孙儿有一个好听小名叫“硕硕”，取自全名中的一字。这个字是罗医生给他取的，寓意是希望他长大能够健康富足。听闻我正在攻读硕士学位，罗医生笑说，“硕硕”的“硕”也有这个意思，希望他以后能好好学习，像我一样读上硕士。
在我真正走近了罗医生的日常生活，了解了他的生活史后，我明白了“黑诊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于不了解和不理解而产生的污名。“黑诊所”没有那么神秘，也没有那么黑暗，而是一些无奈的医生与无奈的病人出于各自的需求所生产出来的一种独特的医疗资源。
四、奇怪的病人
一次与罗医生聊天时，我得知就在我进入田野不久，还没认识他时，他遇上了一个奇怪的病人：
我们这种诊所呢，我很清楚，只能说看看小病，慢病，不严重的工伤，再往上就不行了。有一次，住对面有一个姓刘的老头儿，六十来岁，来打工的，在对面租房。有一天他房东到我这儿来，说人不对，好几天吃不下饭，没精神，托我去看看。我去了一看就知道，在我的经验范围之内，我左右不了他，就说赶紧把他抬走，去大医院检查住院。我的预感，直觉，非常不好。当时，我给他量血压，血压正常，呼吸正常，心跳正常。但去的时候他没精神，过一会儿，他又激动，开始打哆嗦，我就想他脑里边儿的东西有问题。还有嘴唇，我看颜色，他嘴唇发乌，这是缺氧的现象，缺氧或中毒。或者肾的问题，尿毒症，心脏供血不足，或者小脑这方面的问题，都有这种症状。但肯定是我解决不了的，我的预感是这样。果不其然，送去医院没多久，人就没了。
当时，我向罗医生打听这位房东是谁，他告诉我是本地人“田三儿”。于是，五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根据罗医生提供的大致方位，加上向附近商贩打听，找到了房东田三叔的家。
那是一栋典型的出租房：一栋两层的小楼，一楼是朝向中心街的商户门面，二楼被分分隔成许多房间出租。我来到二楼，正好遇到一位房客，对方告诉我第一间就是房东家。敲响房东的家门时，我心里其实很怵，担心自己贸然上门会吃闭门羹，但接下来的事情大大超乎了我的意料。
来开门的是一个戴着医用口罩的短发阿姨。见到我，她马上摘下了口罩，一口京腔地说自己花粉过敏犯了，请我别介意，接着才问我来找谁。说明来意后，阿姨说自己是房东的妻子，姓高，然后就请我进门坐下说。高阿姨家布局很有意思，一进门的这间是厨房和餐厅，右手边进去才是客厅。于是，我就在餐桌边坐下了。此时正逢晚饭前的时间，田三叔不在家，高阿姨在厨房烙饼。对于我这个陌生人的突然到来，她完全没有表现出不满或警惕，还担心厨房火大热到我，专门打开了空调，给我切了西瓜。做完这一切，高阿姨才回到灶前，开始一边烙饼，一边和我聊天。高阿姨可以说是我在田野中遇到的最热情友好的人，再加上高阿姨正好和我母亲同岁，待在她家和她聊天，也是我这段田野经历中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高阿姨不是鼓村人，是从附近的CG庄嫁过来的。田三叔则是鼓村本地人，在家排行老三，所以有了“田三儿”的称呼。田三叔身材高大，但是性格却比较腼腆，不像高阿姨那样善于言辞，但也是个非常温柔和善良的人。田三叔是个“顶棚匠”，年轻时就一直在鼓村做装风雨棚、防护栏或者修房沿之类的生意。这天下午，我和高阿姨聊天中途，外出干活儿的田三叔回来了。正值夏季，在户外干了一下午活儿的田三叔晒得满脸通红。进屋后见我在也并不诧异，对我笑一笑就进客厅去了。许是在客厅听到我和高阿姨的对话，又看到我当做上门礼物带来的水果，田三叔沉默地下了楼，过了一会儿，就提着一袋子饮料回来，一定要把饮料都给我，叫我带回去喝。
关于那位故去的房客，事情是这样的：今年春节后，有一老两口到我这儿来看房。我看老两口干干净净，人没啥毛病，就给安排了我们屋隔壁那屋。那家老头儿姓刘，是云南人。他们家是闺女女婿先到北京来打工，有了小孩以后老两口从云南老家过来照顾。后来外孙女儿到了上学的年龄，北京不是不让外地小孩儿上学嘛，闺女一家三口就回云南老家了。老两口觉得在北京能挣钱，就没跟着回去。俩人都在朝阳那边儿一个写字楼干清洁工，一个月加起来可能有4000来块收入，正好养活自己。
3月10来号吧，他们家老太太来敲我门，说她家老刘不舒服。我过去一看，这老头儿看着倒没什么，就是没胃口没精神，坐那儿不动，过一会儿呢又特兴奋。我想他这么个岁数，万一有个什么问题不好拖，就让老太太带他去医院检查检查。老太太说没钱，我和我们家老田一寻思，就拿了2000块钱给他们，让老太太带老刘去D医院瞧瞧。老太太千恩万谢地去了，没成想上午去下午就回来了，说查了血，拍了片，都没查出什么毛病。医生让住院等待进一步检查，但是住院要交5000块押金，他们哪儿来5000块呀，就回来了。我想着这样不行，就又拿了6000给他们，让他们上J医院去检查，还帮他们找了一辆车。结果呢，又回来了，说拍了CT，也没查出毛病来。但我就觉得那老刘看着不对劲儿啊，特没精神，一会儿脾气还特暴躁，也不吃饭，衣服也不穿。我没办法，就想死马当活马医医呗，去找罗医生过来看了。
找罗医生看的经过如前文所述，也没有得出什么结论。又过了两天，高阿姨和田三叔再次商量了一下，准备第二天一早再去取两万块钱拿给老刘他们，让他去市里的大医院做详细检查：
我们是真觉可怜啊。你说有没有怕出事过后找我们房东闹事这个考虑呢，肯定是有的，但是这老两口人真不错，又爱干净，又特老实。他们闺女离那么远，又上班忙赶不过来，我们总得借点钱救个急吧。那天晚上商量好了，我就去隔壁看了一下，看见老刘和老太太都跟那儿看电视呢，瞧着还挺好，我也就没打扰他们，准备明天一早取了钱再说。结果第二天一早，还没到七点，老太太就来敲我门儿，说老刘没气儿了。我和老田过去一看，可不是嘛！躺床上不动了，都僵了。我们赶紧报了警, 又打电话给东坝医院，结果东坝医院没有停尸房，我就又给酒仙桥医院打电话。过一会儿酒仙桥的医生来了，开了死亡证明，证明自然死亡，把老刘拉到太平间了。警察拿到证明，还问了我和老田的情况，也就走了。老太太什么都不知道了，就哇哇地哭啊，真可怜。我想着她家里也没有人在这儿，而且鼓村这块儿云南人少，她也没个老乡照应着，就帮忙联系了殡仪公司，也垫了费用。
老刘走得突然，闺女女婿来不及赶过来，应该说过来了也没有用。老刘火化以后，闺女就在微信上把之前的8000块钱连同殡仪馆的费用都还给我了，还打电话专门来感谢我和老田。我说这都是应该的，毕竟租了咱的房，人在外地也不容易，咱得帮啊。过了几天，老太太准备回老家了，来问我去哪里买火车票。我一看，哎哟！她身份证还是十几年前那种旧身份证，买不了火车票啊！我真不知道她来北京是怎么来的。我这又托人帮她办临时身份证这的那的，最后总算把她送上了火车。
到现在，高阿姨提起这件事，还是觉得有些自责。她总想着自己和田三叔要是早点给老刘夫妇俩多拿点钱，或者一开始就带他们去市里面的大医院、比如协和医院，同仁医院之类的好好检查一下，说不定老刘也不会走得那么快。
以往的我们认为，流动人口与他们外迁地的本地居民尽管存在于同一个地理空间，但却不存在于同一个社会空间。在本地人眼中，有一个明确的“他们”和“我们”的划分。我并不否认这种划分存在，但这并不代本地人对外地人总是只管收租赚钱，其他一概不闻不问。高阿姨的故事告诉我，流动人口与本地人之间，情感的交往与互助是存在的。
我在田野中认识了很多人，但是罗医生和高阿姨是其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也带给我最多思考的两位。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鼓村的流动人口在生病的时候有医可看，在孤立无援的时候有人可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