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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魁回家

玉润公益基金会与腾讯公益频道合作，在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的大力支持下，拉开今年知青项目的帷幕。

今年项目主题为——芳华已逝，知青老人想回趟家。由基金会牵头，在安养中心医护人员的陪同和监护下，帮助滞留在北大荒的老年知青精神病患，有生之年再回趟家。

写在前面

2013年，在默沙东公司的支持下，玉润基金会的两位创办人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合作，支持佳木斯知青安养中心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由于基金会创办人专业背景为医学人类学方向，十分重视通过人类学专业田野调查的方法，摸清受益人群的靶向需求，希望能够把有限的资源，与受益人的需求衔接得更好。

在这个项目开始之初，基金会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所富晓星副教授，带领社会学系两位硕士研究生，与基金会一名工作人员，扎根到佳木斯知青安养中心，开展了为期近一个月的参与观察。亲身感受医生护士工作的紧张，参与知青精神病患的日常生活。

在中国人民大学专家团队的基线调查报告里，我们发现有两个层次的需求，是我们这类小型基金会可以做到的，于是我们量力而行，根据这两个靶向性需求开展具体工作。

其一，与北京大柳树医院合作。

在张帆主任的全力组织下，安养中心所有知青科医护人员来到北京参观交流，在北京安定医院，回龙观医院，北京海淀区精防院等机构的技术支持下，知青科医护人员在临床技术、康复活动建设、病人和医院管理、自我心理减负等方面都有很大收获。

其二，八成以上知青老人，想回家看看。

原本在2013年医护人员培训结束后，就计划启动这个项目，但是因为种种客观原因，项目只能搁浅。我们跟知青科的医护人员和老人们，因为项目关系相熟，也慢慢萌发了感情。我们心里始终记得，老人们的愿望。生命的质量，不只用时间持续的长短来衡量。

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境况，努力创造快乐的感受和回忆，总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2017年，我们终于等到机会，帮助知青老人们实现回家的愿望。

家，对于知青老人来说，有三个维度。

一是出生地，二是当年下乡所在连队，三是佳木斯知青安养中心。我们的项目活动，也是围绕着在这三个地方，带知青老人去感受家乡的气息，寻找青春的记忆，体会现在的美好，满足他们心中的小愿望。

2018年2月，玉润公益基金会在腾讯乐捐平台上发起了“知青老人想回家”项目，热心的网友们给予了积极支持，在一周左右时间通过众筹，筹集到所需资金。

第一个回家的案例是文魁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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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魁是哈尔滨下乡青年，他到佳木斯下乡的时候，是高中生，算是下乡青年里受教育程度高的。1968年下乡，今年72岁。当年因为把上大学的指标给了女友，女友返城后跟他分手，一气之下，患上精神分裂症。文魁曾经回过哈尔滨的家，跟家人不合，据说把家里的玻璃打碎了，家里人拒绝他回哈尔滨住。

于是，文魁成了连队里的老大难。病情稳定时，可以帮着干干农活，做做家务。一旦病发，会提着镰刀，追在别人后面跑，有时会把人追得不得不爬上树。但是实际上，文魁没有伤过人，也许这是他心中不满时候的一种发泄渠道，但也确会让周边邻居人心惶惶，不知道哪一天那刀子会否真的砍下去。

文魁可以自己独立居住，但是他在生活上没法自己打理自己，也不会做饭给自己吃，经常饥一顿饱一顿，连队里也没有人愿意冒着风险照顾这样的文魁。

最后由连队党支部决定，从党员中挑一位，来照顾文魁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给他吃顿饱饭。就这样，当时的妇女主任康大姐认领了文魁，尽管当时家里人强烈反对，但是康大姐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这一照顾，就是三十多年，文魁叔也由一个年轻帅气有才华，但偶尔失去心智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中年大叔。2010年，康大姐唯一的儿子因为车祸去世，她和老伴儿心力交瘁，加上她自己年岁也大了，还要照顾儿子留下的孙儿，只有帮文魁找其他的照护办法。

就这样，康大姐找到了知青安养中心，她去现场考察了医院的环境，跟医生护士聊了很多，认定这里的人，待人不错，文魁在这里不会吃苦，于是康大姐作为监护人，把文魁送到了安养中心。

文魁心里惦记的家，正是他当年下乡的连队所在的勤得利农场。哈尔滨对他来说，虽然还有亲人，但是没有心之所系。在他心里，康大姐一家是他的亲人。他一定要叫康大姐为大姐，但实际上他比康大姐大一岁。康大姐说，文魁自己有一个亲姐姐，他一定要喊自己为大姐，也许是对姐姐情感的一种寄托。

不同的人，在不同场景，问文魁今年多大年龄，文魁的答案始终如一，47岁。我们问了文魁自己，也问了周边其他人，终是没有找到原因，文魁47岁那年，是否发生了什么，让他对自己年龄的记忆，永远停留在那一年。也许这将是文魁身上一直解不开的谜。 

我们根据文魁的心愿，4月25日，基金会负责人，以及在安养中心医护人员的陪护下，文魁踏上了归家之路。

从佳木斯安养中心出发，到达勤得利农场，车程大概四个小时。文魁坐在第一排，带着一个鸭舌帽，非常安静地，一直望着窗外。这是他自2010年住到安养中心以来，第一次坐这么久的车，走这么远的路。对他来说，外面的黑土地，既熟悉又陌生，他一直侧头向外望着望着。路上我们几次提醒他，休息一会，在车上眯一小会儿，可文魁就这样一直向外望着，中间没有任何停歇。

到了勤得利农场，康大姐一家人以及当地民政局曲局长，已经等在那里，迎接回家的文魁。到农场时，正赶上午饭时间，席间曲局长介绍了一下勤得利农场的基本情况，原来的24连队已经拆迁，很多其他连队拆迁，原来连队（相当于一个小村庄）的房子直接推倒。

但是24连队的房子，还在那里荒着，既没有推倒，也没有人去拾掇。我们定了接下来的安排，带文魁看看康大姐的新家，再带他回24连看看他心心念念的属于他自己的小房子。

吃饭席间，文魁很少吭声，安安静静的吃着饭。由于年岁已大，而且常年服用精神类药物，文魁没剩下几颗牙，吃东西都要靠牙床。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家里味道的向往。文魁最喜欢吃鱼，那些年在连队里，康大姐的老伴儿经常去水库里和江里捞鱼，文魁也会跟着一起。他喜欢吃各种鱼，刺多的，刺少的，都能靠他的牙床子应付。安养中心的食堂，在做吃食的时候，要考虑到大多数病人的安全，所以都以软，少刺少骨头为主。

回到连队，对文魁了解至深的康大姐知道文魁喜欢吃鱼，点了好几道鱼，有炸的黑龙江里的小鱼，有清蒸鱼，有煎的鱼块。虽然文魁吃的很安静，但是能感觉得到他此时吃到不同味道的美食，给他带来的快乐。

我们一边吃，一边聊着，文魁静静的吃了三个花卷，两个馒头，一小碗米饭，还有很多鱼和其他菜。这时文魁感到口渴，我们感紧阻止他，不能再吃更多。想起了《活着》中那一幕，王医生吃了七个馒头之后喝水噎住的场景，就让文魁喝了一小口水，润润喉咙，等消化些了再喝水。

下午，去到康大姐在连队拆迁后新搬的家，文魁对这个新家是陌生的，在他印象里，这不是他的家。康大姐家人带着他参观了一下新家之后，他就安静的坐下，吃着康大姐女儿们准备的水果，文魁最爱吃小西红柿，吃下了不少，但是再爱吃的东西，文魁都吃得很文雅。在康大姐老伴的鼓舞下，文魁唱了一段京剧，智取威虎山。

文魁长着长寿眉，没有了牙，嘴唇向里窝着，一字不差的背唱着京剧，虽然有人一直拿着相机手机录着文魁唱歌的场景，但是他唱的时候不看别人，这是他唱给自己的歌，深入内心的，不为表演而唱的歌。文魁不但京剧唱的好，也写得一手好字。

康大姐老伴拿出了二十多年前文魁写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已经不那么完整，但是能够看到文魁字里的风骨，和他当时给自己取的名字“蒋晓石”。听着文魁的京剧，看着文魁的文字，依稀能够想到那年少时，文魁的风采。

从康大姐新家出来后，我们带文魁回24连。路上文魁有些激动，他指着车窗外说，再往前一点，就是24连了。这里是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虽然变化很大，但是他依旧记得回家的路。经过一个很大的水库，我们来到了文魁心中最为惦记的家，他的小房子。从车上下来，文魁没有表现得很激动，却可以看出他的内心并不平静。他几步快走到他的小房子前面，呆呆地抬头看着他心心念念的小房子。

这个小房子，跟康大姐家老房子隔着一条小马路，在那个车少、交通不发达的时代，文魁在这里生活得像一个孩子，不怕他跑丢。文魁停留在自己的小房子前面，手里拿着一个枯了的杨树枝，那是他小房子前面的杨树上掉下来的，他用手轻轻地摩挲着杨树枝，嘴里小声嘀咕着，回不来了，我的房盖怎么都没了。他的声音很平静，一遍一遍的念叨着……

回到24连的文魁，仿佛又找到了当年的感觉，在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他可以撒着欢儿，无拘无束。在医院里，餐馆里，康大姐家里，文魁想要去厕所，就会问卫生间在哪里。回到24连，我们陪着文魁看完他的小房子，跟旁边几个认识文魁的熟人打过招呼，要上车返回宾馆时，文魁站在小路旁，解开裤子就地小便。人在不同的环境里，自然的去适应这个环境的一套规则。回到连队，文魁的回忆，是否又回到了那个天大地大无拘无束的时候了呢。

晚上回到康大姐家附近，去参观一下连队里现在老年人的夜生活。东北广场舞的音乐响起来，文魁不喜欢跟着跳舞，带着他的鸭舌帽，深吸一口烟，很认真，很享受。

晚上在当地连队宾馆睡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康大姐一家人和曲局长陪着吃完早饭，康大姐的女儿给文魁买了一些他喜欢吃的水果和糕点，给他带回医院。这也许是文魁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回家”，回去的路上四个多小时车程，文魁依旧没有合过眼，一直望着窗外。据夜班的护士说，文魁回去后情绪比较稳定，当天晚上睡了个好觉。

希望文魁也做了好梦。

老顽童沈叔

继文魁回家 之后，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知青安养中心，接上四位老知青，由知青科周主任和两位男护士陪同，从佳木斯出发前往新华农场。这四位知青，当年下乡知青的点儿，就在新华农场，他们分别是北京知青沈曙光，天津知青李俊英，宁波知青杨庆康，天津知青陈建明。

回农场看看，是沈叔一直以来的夙愿，本篇文章也将围绕沈叔回乡记来展开描述。四位老人的医保关系都在农场，还需一个现场本人指纹输入，才能够完成跟佳木斯医院的对接。带知青老人回家，一则满足他们的心愿，又能帮助解决一些现实层面问题，我们深感欣慰。

上车的时候，四位老人当中，沈叔显得尤为兴奋。我们问他们什么时候知道要去新华农场的，他们说出发前才知道。一问医护人员才知道，不敢提前告诉他们要回农场，担心他们因为兴奋，晚上睡不好觉。

新华农场到佳木斯，车程不是太远，坐面包车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四位老人跟文魁一样，从医院里出来后，虽然面部表情并不十分丰富，但是一直望着窗外，一路上不说话，也不合眼休息。

最有意思的是沈叔，回农场的路他都记得；告诉我们50年前，他开铁牛（拖拉机）从场部到连队来来回回很多趟，路线早就烂熟于心，以至于现在司机拐错一个弯，他都能及时纠正。

来到新华农场，当地民政局局长和医疗卫生站站长，盛情迎接。民政局局长跟沈叔，曾经在一个连队做过知青，对沈叔比较了解。他说，沈叔在连队的时候，就写了很多东西，对别人说自己是天文学家，哲学家，法学家。他看过沈叔写的东西，基本看不懂。给沈叔提建议，既然想写东西，就写一写知青下乡的经历和感受。沈叔嗤之以鼻，觉着凭借自己的才华，不写那些没有技术含量的文章。

在安养中心做调研期间，沈叔是最具争议的一位。刚跟沈叔接触，觉着他再正常不过，思路清楚，知道2011年自己进入安养中心之前，帮当地农户种地，每天一个工70块钱。待到2013年我们去医院调研时，每天一个工120块钱。他还喜欢看电视，从电视上获得各种信息，尤其关注跟精神卫生有关的法律法规，对新精神卫生法了解的十分清楚。

他进入知青安养中心，缘于他的战友回新华农场以前连队所在的老房子，回忆往昔。老房子是茅草屋顶，已经废弃一段时间了。当战友们看到一位胡子老长，看起来一年没有洗澡，头发都黏糊在一起的沈叔时，没认出他来。再仔细一看，这并非一个老翁，只是因为长时间不打理，把自己搞的像一个“野人”般的老沈。沈叔还沉浸在以前连队的生活方式当中，用火炉取暖、做饭。

如果仅是单纯追求过往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战友不会干涉沈叔的生活。因为这位战友了解沈叔以往的病情，沈叔这时一个人在茅草房里，每天用火，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说不准哪一天一把火烧起来，沈叔便一命呜呼。于是战友联系连队，把沈叔送到了安养中心。

沈叔就如一个老顽童，每天脸上挂着笑。我们看他思维相对清晰，问他了不了解某人的情况，他常常说，他是傻子啊，每天也没个表情。沈叔曾经跟另外两个人，经过严密的观察和计划，三人一起在去另一栋楼做B超的路上，分开跑出安养中心。周边有玉米地，杂草丛生，要找到人，太不容易。主治医生对各位患者非常了解，经过分析，跟科室医生护士说明，不要四处找了，就到火车站守着。当天晚上，果然三位出走的患者，到火车站集合，与医生护士碰个正着，跟着回到安养中心了。

沈叔的生活里，有两个执念，一是他认为自己是天文学家、哲学家、法学家。他曾经给中科院地理所写过很多文章，七十年代末以前回过北京一段时间，也曾亲自把写的稿件送到中科院，但是没有得到回复。按照沈叔的说法，因为他写的东西太前沿太深奥，没人看得懂，所以没有得到回复。今年九、十月份，基金会计划安排沈叔回北京，去他一直向往但是却未曾踏入过的中科院地理所参观，并且请一位天文学家与沈叔对话，让沈叔过把瘾。

沈叔的另一个执念，是回到连队他的小房子。在这个小房子里，有传说了十来年之久的“两个存折”。谣传沈叔有两个存折，到底真有假有，一直是个争议。这次回新华农场取传说中的存折，也颇为曲折。在农场卫生站参观后，当地领导的车在前，带着我们离开。

我们并不知道，沈叔心心念念的小房子，就在卫生站隔壁。当我们的车在行进中时，聊着天，方知我们离沈叔的小房子越来越远，前方的车要带我们去吃午饭。基金会工作人员和安养中心医护人员达成共识，我们带老人回家看看，完成他们的愿望，要放在第一位。我们一定要带沈叔去看上一眼他的小房子。

于是我们掉转车头，又回到卫生站。果然沈叔的小房子就在隔壁，哈尔滨知青李阿姨在帮忙看着。沈叔回到小房子，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从哪个窗户到哪个窗户，是他的，房子南侧还有一小片田是他的。进到屋子里，因为长期没人住，屋里的很多东西都堆砌在一起，内屋有三个木头箱子，上着锁，看起来已经很久未曾挪动过。我们问沈叔，还记得自己的存折放在哪里吗？沈叔指了指最靠里的木头箱子，说就在那个箱子里。

沈叔的回答，周围站着的人都将信将疑。因为年久未用，箱子的锁已经锈了，而且钥匙也不知去处。哈尔滨知青李阿姨帮忙找来了一根铁棍，一个榔头，递给旁边身强力壮的男护士，想让他帮着撬开。沈叔直接把铁棍和榔头接过来，他要亲手打开木头箱子。男护士想帮忙，沈叔不用，他就自己一下一下撬着木箱子。大概十多分钟之后，木箱子终于撬开了。箱子里最上面是一床棉被，绿色带花的被面，米色里衬，被子叠着，发霉的味儿飘出来。

李阿姨说，这被子已经十来年没动过了，哪里还能再用，扔了吧。沈叔不同意，轻轻的放到一侧，继续在箱子里翻。找到了一个塑料袋，袋子里果真装着两个存折和一百块钱现金，一个是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一个是农业银行的。两个存折都对折着，不知道磁卡还能不能用，周主任看了一下存折上的钱数，也正如沈叔所说，加起来八千多块钱。这两个传说中的存折，经过这次回家之行，终于落实。把两个存折拿出来，沈叔又轻轻把被子放回木箱子里，说留着以后再用。

午饭过后，我们带着沈叔去两个银行，把存折里的钱取现，再开一个新的农业银行的储蓄卡，这样方便沈叔以后在各个地方取用。在存折取现过程里，沈叔再次表现出他的与众不同。两个存折，沈叔设置了两套密码，一次性输入正确。可见这两个存折对于沈叔的意义，我们猜测沈叔有空闲时间，就会把两张存折的密码背一背，从不曾忘记，也不会弄混。

沈叔再三确认，不用存折，用储蓄卡，他在连队是否也能使用。确认过后，沈叔才放心的把钱都转到一张卡里。周主任问他是否要自己拿着钱，沈叔说不用啊，放在周主任那里最安全。

跟沈叔熟悉了之后，他会告诉我们一些秘密，比如广播电台的人怎样给他传递暗号，电视台的人怎样向他点头，传达秘密信息。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秘密，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尊重他们的秘密，帮助他们满足一两个小心愿。

给四位老人取完指纹，办好医保联网后，我们踏上回安养中心的路。其他老人有些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回到农场或者老家，我们就趁着在佳木斯期间，给老人们买了一些吃的喝的和香烟。分发给老人们这些小礼物时，见到他们如孩童一般的笑脸，听到有人趴在富老师怀里呜呜的哭声，我们觉着自己的工作虽然着眼于细微处，但感到了深深的开心和满足。

福宝返乡记

徐福宝，一个很可爱的老头儿，时而安静坐着不说话，时而又变得比较健谈。因为他的牙齿已经几乎落光，又有脑血栓后遗症，嘴巴在不吃饭不说话的时候，嘴角向右侧有节奏地抖动，加上操持着一口杭州口音的普通话，我们常常听着徐叔在一边比划一边阔论，但是没法全部听懂他在说什么，徐叔总是很有耐心地再讲一遍给我们听。

徐叔和杨庆康的老家都在浙江省，徐叔家在杭州市内，杨叔家在宁波。当做好计划到浙江站时，还未联系到杨叔的家人。经过商量，还是决定带杨叔一起回老家，即使见不到亲人，听听乡音，吃吃乡味，对杨叔来说，也是一种对家乡的切身体验。

从佳木斯到达杭州，即便在交通非常发达的今天，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徐叔是当天中午得知基金会和医护人员要带他回老家。孙主任和卫护士长以及两位男性小李护士，在出发前，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以保障徐叔能够顺利回老家看看，并且安全返回。徐叔的腿脚已经不是很利落，医护人员从安养中心带了轮椅，在乘坐飞机时托运，落地后方便徐叔走比较长的路。

佳木斯到杭州没有直达航班，一行人在来时的路上选择在大连经停，坐了3个多小时飞机，到达了飞行终点站上海。到达上海站后，医护人员带两位老人乘坐磁悬浮、地铁、高铁…之所以这么安排，因为徐叔和杨叔以前没有坐过飞机、磁悬浮，在回家路上，也给他们创造更多体验生活的机会。

5月9日晚22点，徐福宝终于回到了阔别20余年的家乡——杭州。

待到一行人刚刚走出杭州高铁站台，徐叔最小的妹妹，早已在那里翘首以待。小妹一直在杭州生活，今年59岁，对杭州情况十分了解，有了小妹这样的本地通，接下来都由她跟徐叔协商安排在杭州本地的行程。

到达杭州市内的宾馆已接近晚上23点。我们在如家酒店大堂里迎接徐叔杨叔一行人。两位老人即使稍有疲惫，一看到我们就露出了微笑。人与人的感情，就是在这样的你来我往中，慢慢建立起来的，无关乎对方是精神疾病患者，亦或其他，他们感觉到了我们的善意，对我们很信任，孩童一般没有杂质的清浅笑容，直达心底。

孙主任在办理入住时，我们问徐叔，一路上走了这么久，累不累。徐叔的回答十分风趣，他说道：养了这么多年，坐趟飞机累啥！因为到达宾馆的时间有些晚，路上顾着赶路，还没有吃晚饭。我们已经考察过，酒店旁边的面馆还开着，建议可以去那里吃上两口再睡觉。徐叔说他不去了，说在路上吃了两顿飞机餐了，已经饱了，不吃了。杨叔这时来了一句神补刀，说：“你这回家了，饭还不吃了！”在小妹的陪伴下，徐叔回到房间休息。同屋的护士小李说徐叔几乎彻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小妹来酒店接我们去她在杭州的家坐坐。来时，小妹准备了两束花，说杨叔家人不在，他们既是徐叔的家人，也是杨叔的家人。杨叔抱着花束，比徐叔笑得还开心，一会儿用手搓一搓花，一会儿用鼻子闻一闻花，说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收到鲜花。我们常常把事情想得很难，想得很复杂，但其实有时候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我们要学会用他们的逻辑想事情，帮助他们多一些快乐的瞬间。

来到小妹家里，房子在三层，没有电梯，典型的老城区里的老房子。小妹说当年拆迁时，他们娘仨每个人分到六平米，小妹和91岁老母亲住在这个18平米老屋中。进门有一间主屋，一张木头床，一圈白色床幔，老母亲特别安详地坐在那里等待徐叔的归来。

徐叔是不幸的，在庞大的知青队伍里，聪明又有才华的他，由于多种原因引发精神疾病，滞留在北大荒。徐叔也是幸运的，他有一个朴实有爱的大家庭。徐叔排行老四，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两个弟弟，三个妹妹，老妈妈生了他们兄弟姐妹九个。这次回家，能够见到这么多家人，源于徐叔的小弟“五一”假期来佳木斯探望了徐叔。

徐叔小弟今年57岁，患白血病十年，他只愿能比91岁老母亲晚走一步。他们一共四兄弟，大哥因为中风行动不方便，二哥因患肾癌已经离世，三哥徐福宝在佳木斯。小弟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但他开朗乐观，十分健谈。五一假期，他前往佳木斯看望自己的三哥，医生护士才知道徐福宝除了五年前来看望过他的小妹之外，还有其他兄弟姐妹。

小弟表达了老母亲有生之日，还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再看一眼徐福宝。福宝福宝，不管他患了什么病，始终是老母亲心中的宝贝。 院方的工作人员非常高兴，告诉徐叔弟弟，玉润基金会正在开展“知青老人回家看看”项目。徐叔一家人深感这是意外的惊喜，这辈子老母亲有望能够再见徐叔一面。

徐叔对自己以前的生活，历历在目，知道自己曾经住过的房子已经拆迁了，跟兄弟姐妹和我们说话，纯正的杭州话和杭普之间切换自如。卫护士长感慨到，这就叫乡音无改鬓毛衰，这么多年，从没听过徐叔说杭州话，竟然还说得这么溜。

徐叔看到老母亲，没有特别的激动和热情，抹过两次眼角的眼泪。老母亲耳朵基本听不见声音，她年事已高，很少出家门，看到徐叔，也没有很激动，眼神儿温温和和地随着徐叔转，老人家应该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落泪都是悄悄用手擦干。这种默默的亲情表达，淳朴深沉。

老人家床前的棚顶，吊挂着一串串五颜六色的千纸鹤，据小妹说，都是老母亲有精力的时候叠的，为儿女祈福的，那其中有的千纸鹤，是为徐叔叠的。

午饭由小妹和小弟张罗，来到离小妹家很近的一家杭州本帮菜餐厅。小妹联系了其他所有行动方便的兄弟姐妹以及几个晚辈。徐叔很有主人翁意识，不停给杨叔夹这夹那，让杨叔多吃一点。小妹有一个好姐妹也来一起吃午餐，席间离开了一段时间，回来后手里拎着一个生日蛋糕。这么多年过去了，徐叔的家人一直记得他的生日，徐叔是金牛座，再过两天就是他66岁生日。亲人们决定趁现在人最全的时候，给徐叔庆祝一番。在热热闹闹的祝福声中，徐叔笑得很开心。

小妹带着徐叔去看了他以前在杭州时住过的小屋，那时他跟父亲一起住在那里，现在已经拆迁改建为一所私立小学。徐叔去周边看的时候，有些失落，他在这个城市留下最多痕迹的小小空间，随着城市改建，消失了。徐叔还有另一个愿望，能够去老父亲的坟前上一炷香，磕几个头。兄妹几人加上兄妹的儿女和孙辈，陪着徐叔去到老父坟前祭拜。

▌写在最后

知青老人精神病患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家看一看。我们在实施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感触很多，对于老人而言，他们需要白衣天使，来尽力带给他们健康。他们是不是也同样需要另一类天使，来帮助他们实现一些小愿望呢。

对于别人而言，这些事情也许没有健康来得重要，但是对他们来说，在人生的末尾阶段，能留下几个快乐的瞬间，都足够他们回忆到跟这个世界说再见之时。

文魁回家

玉润公益基金会与腾讯公益频道合作，在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的大力支持下，拉开今年知青项目的帷幕。今年项目主题为——芳华已逝，知青老人想回趟家。由基金会牵头，在安养中心医护人员的陪同和监护下，帮助滞留在北大荒的老年知青精神病患，有生之年再回趟家。

 

写在前面

2013年，在默沙东公司的支持下，玉润基金会的两位创办人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合作，支持佳木斯知青安养中心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由于基金会创办人专业背景为医学人类学方向，十分重视通过人类学专业田野调查的方法，摸清受益人群的靶向需求，希望能够把有限的资源，与受益人的需求衔接得更好。在这个项目开始之初，基金会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所富晓星副教授，带领社会学系两位硕士研究生，与基金会一名工作人员，扎根到佳木斯知青安养中心，开展了为期近一个月的参与观察。亲身感受医生护士工作的紧张，参与知青精神病患的日常生活。在中国人民大学专家团队的基线调查报告里，我们发现了有两个层次的需求，是我们这类小型基金会可以做到的，于是我们量力而行，根据这两个靶向性需求开展具体工作。

其一，与北京大柳树医院合作，在张帆主任的全力组织下，安养中心所有知青科医护人员来到北京参观交流，在北京安定医院，回龙观医院，北京海淀区精防院等机构的技术支持下，知青科医护人员在临床技术、康复活动建设、病人和医院管理、自我心理减负等方面都有很大收获。

其二，八成以上知青老人，想回家看看。原本在2013年医护人员培训结束后，就计划启动这个项目，但是因为种种客观原因，项目只能搁浅。我们跟知青科的医护人员和老人们，因为项目关系相熟，也慢慢萌发了感情。我们心里始终记得，老人们的愿望。生命的质量，不只用时间持续的长短来衡量。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境况，努力创造快乐的感受和回忆，总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2017年，我们终于等到机会，帮助知青老人们实现回家的愿望。

家，对于知青老人来说，有三个维度。一是出生地，二是当年下乡所在连队，三是佳木斯知青安养中心。我们的项目活动，也是围绕着在这三个地方，带知青老人去感受家乡的气息，寻找青春的记忆，体会现在的美好，满足他们心中的小愿望。

2018年2月，玉润公益基金会在腾讯乐捐平台上发起了“知青老人想回家”项目，热心的网友们给予了积极支持，在一周左右时间通过众筹，筹集到所需资金。第一个回家的案例是文魁叔。

文魁是哈尔滨下乡青年，他到佳木斯下乡的时候，是高中生，算是下乡青年里受教育程度高的。1968年下乡，今年72岁。当年因为把上大学的指标给了女友，女友返城后跟他分手，一气之下，患上精神分裂症。文魁曾经回过哈尔滨的家，跟家人不合，据说把家里的玻璃打碎了，家里人拒绝他回哈尔滨住。

于是，文魁成了连队里的老大难。病情稳定时，可以帮着干干农活，做做家务。一旦病发，会提着镰刀，追在别人后面跑，有时会把人追得不得不爬上树。但是实际上，文魁没有伤过人，也许这是他心中不满时候的一种发泄渠道，但也确会让周边邻居人心惶惶，不知道哪一天那刀子会否真的砍下去。文魁可以自己独立居住，但是他在生活上没法自己打理自己，也不会做饭给自己吃，经常饥一顿饱一顿。连队里也没有人愿意冒着风险照顾这样的文魁。最后由连队党支部决定，从党员中挑一位，来照顾文魁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给他吃顿饱饭。就这样，当时的妇女主任康大姐认领了文魁，尽管当时家里人强烈反对，但是康大姐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这一照顾，就是三十多年，文魁叔也由一个年轻帅气有才华，但偶尔失去心智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中年大叔。2010年，康大姐唯一的儿子因为车祸去世，她和老伴儿心力交瘁，加上她自己年岁也大了，还要照顾儿子留下的孙儿，只有帮文魁找其他的照护办法。就这样，康大姐找到了知青安养中心，她去现场考察了医院的环境，跟医生护士聊了很多，认定这里的人，待人不错，文魁在这里不会吃苦，于是康大姐作为监护人，把文魁送到了安养中心。

文魁心里惦记的家，正是他当年下乡的连队所在的勤得利农场。哈尔滨对他来说，虽然还有亲人，但是没有心之所系。在他心里，康大姐一家是他的亲人。他一定要叫康大姐为大姐，但实际上他比康大姐大一岁。康大姐说，文魁自己有一个亲姐姐，他一定要喊自己为大姐，也许是对姐姐情感的一种寄托。不同的人，在不同场景，问文魁今年多大年龄，文魁的答案始终如一，47岁。我们问了文魁自己，也问了周边其他人，终是没有找到原因，文魁47岁那年，是否发生了什么，让他对自己年龄的记忆，永远停留在那一年。也许这将是文魁身上一直解不开的迷。

我们根据文魁的心愿，4月25日，基金会负责人，以及在安养中心医护人员的陪护下，文魁踏上了归家之路。

从佳木斯安养中心出发，到达勤得利农场，车程大概四个小时。文魁坐在第一排，带着一个鸭舌帽，非常安静地，一直望着窗外。这是他自2010年住到安养中心以来，第一次坐这么久的车，走这么远的路。对他来说，外面的黑土地，既熟悉又陌生，他一直侧头向外望着望着。路上我们几次提醒他，休息一会，在车上眯一小会儿，可文魁就这样一直向外望着，中间没有任何停歇。

到了勤得利农场，康大姐一家人以及当地民政局曲局长，已经等在那里，迎接回家的文魁。到农场时，正赶上午饭时间，席间曲局长介绍了一下勤得利农场的基本情况，原来的24连队已经拆迁，很多其他连队拆迁，原来连队的房子（相当于一个小村庄）直接推倒。但是24连队的房子，还在那里荒着，既没有推到，也没有人去拾掇。我们定了接下来的安排，带文魁看看康大姐的新家，再带他回24连看看他心心念念的属于他自己的小房子。

吃饭席间，文魁很少吭声，安安静静的吃着饭。由于年岁已大，而且常年服用精神类药物，文魁没剩下几颗牙，吃东西都要靠牙床。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家里味道的向往。文魁最喜欢吃鱼，那些年在连队里，康大姐的老伴儿经常去水库里和江里捞鱼，文魁也会跟着一起。他喜欢吃各种鱼，刺多的，刺少的，都能靠他的牙床子应付。安养中心的食堂，在做吃食的时候，要考虑到大多数病人的安全，所以都以软，少刺少骨头为主。回到连队，对文魁了解至深的康大姐知道文魁喜欢吃鱼，点了好几道鱼，有炸的黑龙江里的小鱼，有清蒸鱼，有煎的鱼块。虽然文魁吃的很安静，但是能感觉得到他此时吃到不同味道的美食，给他带来的快乐。我们一边吃，一边聊着，文魁静静的吃了三个花卷，两个馒头，一小碗米饭，还有很多鱼和其他菜。这时文魁感到口渴，我们感紧阻止他，不能再吃更多。想起了《活着》中那一幕，王医生吃了七个馒头之后喝水噎住的场景，就让文魁喝了一小口水，润润喉咙，等消化些了再喝水。

下午，去到康大姐在连队拆迁后新搬的家，文魁对这个新家是陌生的，在他印象里，这不是他的家。康大姐家人带着他参观了一下新家之后，他就安静的坐下，吃着康大姐女儿们准备的水果，文魁最爱吃小西红柿，吃下了不少，但是再爱吃的东西，文魁都吃得很文雅。在康大姐老伴的鼓舞下，文魁唱了一段京剧，智取威虎山。文魁长着长寿眉，没有了牙，嘴唇向里窝着，一字不差的背唱着京剧，虽然有人一直拿着相机手机录着文魁唱歌的场景，但是他唱的时候不看别人，这是他唱给自己的歌，深入内心的，不为表演而唱的歌。文魁不但京剧唱的好，也写得一手好字。康大姐老伴拿出了二十多年前文魁写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已经不那么完整，但是能够看到文魁字里的风骨，和他当时给自己取的名字“蒋晓石”。听着文魁的京剧，看着文魁的文字，依稀能够想到那年少时，文魁的风采。

从康大姐新家出来后，我们带文魁回24连。路上文魁有些激动，他指着车窗外说，再往前一点，就是24连了。这里是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虽然变化很大，但是他依旧记得回家的路。经过一个很大的水库，我们来到了文魁心中最为惦记的家，他的小房子。从车上下来，文魁没有表现得很激动，但是可以看出他的内心并不平静。他几步快走到他的小房子前面，呆呆地抬头看着他心心念念的小房子。这个小房子，跟康大姐家老房子隔着一条小马路，在那个车少、交通不发达的时代，文魁在这里生活得像一个孩子，不怕他跑丢。文魁停留在自己的小房子前面，手里拿着一个枯了的杨树枝，那是他小房子前面的杨树上掉下来的，他用手轻轻地摩挲着杨树枝，嘴里小声嘀咕着，回不来了，我的房盖怎么都没了。他的声音很平静，一遍一遍的念叨着……

回到24连的文魁，仿佛又找到了当年的感觉，在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他可以撒着欢儿，无拘无束。在医院里，餐馆里，康大姐家里，文魁想要去厕所，就会问卫生间在哪里。回到24连，我们陪着文魁看完他的小房子，跟旁边几个认识文魁的熟人打过招呼，要上车返回宾馆时，文魁站在小路旁，解开裤子就地小便。人在不同的环境里，自然的去适应这个环境的一套规则。回到连队，文魁的回忆，是否又回到了那个天大地大无拘无束的时候了呢。

晚上回到康大姐家附近，去参观一下连队里现在老年人的夜生活。东北广场舞的音乐响起来，文魁不喜欢跟着跳舞，带着他的鸭舌帽，深吸一口烟，很认真，很享受。

晚上在当地连队宾馆睡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康大姐一家人和曲局长陪着吃完早饭，康大姐的女儿给文魁买了一些他喜欢吃的水果和糕点，给他带回医院。这也许是文魁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回家”，回去的路上四个多小时车程，文魁依旧没有合过眼，一直望着窗外。据夜班的护士说，文魁回去后情绪比较稳定，当天晚上睡了个好觉。希望文魁也做了好梦。

徐福宝返乡

 

徐叔是当天中午得知要带他回老家的。经过了3小时的飞机，磁悬浮，地铁，高铁……5月9日晚22点，徐福宝终于回到了阔别20余年的城市——杭州。

杭州高铁的站台上，徐叔的最小的妹妹，早已在那里等候。到达杭州市内的宾馆已接近23点。在小妹的劝说下，徐叔回到房间休息。同屋的护士小李说徐叔几乎彻夜未眠。

徐叔是不幸的，在庞大的知青队伍里，聪明又有才华的他，由于多种原因引发精神疾病，滞留在北大荒。徐叔也是幸运的，他有一个朴实有爱的大家庭。徐叔排行老四，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两个弟弟，三个妹妹，老妈妈生了他们兄弟姐妹九个。这次回家，能够见到这么多家人，源于徐叔的小弟“五一”假期来佳木斯探望了徐叔。徐叔小弟今年57岁，患白血病十年，他的只愿能比91岁老母亲晚走一步。他们一共四兄弟，大哥因为中风行动不方便，二哥因患肾癌已经离世，三哥徐福宝在佳木斯。四弟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什么结束，但他开朗乐观。五一假期，他前往佳木斯看望自己的三哥，医生护士才知道徐福宝除了五年前来看望过他的小妹之外，还有其他兄弟姐妹。四弟表达了老母亲有生之日，还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再看一眼徐福宝。福宝福宝，不管他患者什么病，始终是老母亲心中的宝贝。 院方的工作人员非常高兴，告诉徐福宝弟弟，玉润基金会正在开展“知青老人回家看看”项目。徐叔一家人深感这是意外的惊喜，这辈子老母亲有望能够再见徐叔一面。

第二天一大早，徐叔在兄弟姐妹的簇拥下回到家。他对自己以前的生活，历历在目。知道自己曾经住过的房子已经拆迁了，看到老母亲，没有特别的激动和热情，抹过两次眼角的眼泪。老母亲耳朵基本听不见声音，她年事已高，很少出家门，看到徐福宝，也没有很激动，眼神儿温温和和地随着徐福宝转，老人家应该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落泪都是悄悄用手擦干。这种默默的亲情表达，淳朴深沉，直触人心。

知青返乡项目介绍

1 玉润基金会 知青返乡 项目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