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润公益基金会与腾讯公益频道合作，在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的大力支持下，拉开今年知青项目的帷幕。今年项目主题为——芳华已逝，知青老人想回趟家。由基金会牵头，在安养中心医护人员的陪同和监护下，帮助滞留在北大荒的老年知青精神病患，有生之年再回趟家。
写在前面
2013年，在默沙东公司的支持下，玉润基金会的两位创办人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合作，支持佳木斯知青安养中心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由于基金会创办人专业背景为医学人类学方向，十分重视通过人类学专业田野调查的方法，摸清受益人群的靶向需求，希望能够把有限的资源，与受益人的需求衔接得更好。在这个项目开始之初，基金会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所富晓星副教授，带领社会学系两位硕士研究生，与基金会一名工作人员，扎根到佳木斯知青安养中心，开展了为期近一个月的参与观察。亲身感受医生护士工作的紧张，参与知青精神病患的日常生活。在中国人民大学专家团队的基线调查报告里，我们发现了有两个层次的需求，是我们这类小型基金会可以做到的，于是我们量力而行，根据这两个靶向性需求开展具体工作。
其一，与北京大柳树医院合作，在张帆主任的全力组织下，安养中心所有知青科医护人员来到北京参观交流，在北京安定医院，回龙观医院，北京海淀区精防院等机构的技术支持下，知青科医护人员在临床技术、康复活动建设、病人和医院管理、自我心理减负等方面都有很大收获。
其二，八成以上知青老人，想回家看看。原本在2013年医护人员培训结束后，就计划启动这个项目，但是因为种种客观原因，项目只能搁浅。我们跟知青科的医护人员和老人们，因为项目关系相熟，也慢慢萌发了感情。我们心里始终记得，老人们的愿望。生命的质量，不只用时间持续的长短来衡量。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境况，努力创造快乐的感受和回忆，总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2017年，我们终于等到机会，帮助知青老人们实现回家的愿望。
家，对于知青老人来说，有三个维度。一是出生地，二是当年下乡所在连队，三是佳木斯知青安养中心。我们的项目活动，也是围绕着在这三个地方，带知青老人去感受家乡的气息，寻找青春的记忆，体会现在的美好，满足他们心中的小愿望。
2018年2月，玉润公益基金会在腾讯乐捐平台上发起了“知青老人想回家”项目，热心的网友们给予了积极支持，在一周左右时间通过众筹，筹集到所需资金。第一个回家的案例是文魁叔。
文魁是哈尔滨下乡青年，他到佳木斯下乡的时候，是高中生，算是下乡青年里受教育程度高的。1968年下乡，今年72岁。当年因为把上大学的指标给了女友，女友返城后跟他分手，一气之下，患上精神分裂症。文魁曾经回过哈尔滨的家，跟家人不合，据说把家里的玻璃打碎了，家里人拒绝他回哈尔滨住。
于是，文魁成了连队里的老大难。病情稳定时，可以帮着干干农活，做做家务。一旦病发，会提着镰刀，追在别人后面跑，有时会把人追得不得不爬上树。但是实际上，文魁没有伤过人，也许这是他心中不满时候的一种发泄渠道，但也确会让周边邻居人心惶惶，不知道哪一天那刀子会否真的砍下去。文魁可以自己独立居住，但是他在生活上没法自己打理自己，也不会做饭给自己吃，经常饥一顿饱一顿。连队里也没有人愿意冒着风险照顾这样的文魁。最后由连队党支部决定，从党员中挑一位，来照顾文魁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给他吃顿饱饭。就这样，当时的妇女主任康大姐认领了文魁，尽管当时家里人强烈反对，但是康大姐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这一照顾，就是三十多年，文魁叔也由一个年轻帅气有才华，但偶尔失去心智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中年大叔。2010年，康大姐唯一的儿子因为车祸去世，她和老伴儿心力交瘁，加上她自己年岁也大了，还要照顾儿子留下的孙儿，只有帮文魁找其他的照护办法。就这样，康大姐找到了知青安养中心，她去现场考察了医院的环境，跟医生护士聊了很多，认定这里的人，待人不错，文魁在这里不会吃苦，于是康大姐作为监护人，把文魁送到了安养中心。
文魁心里惦记的家，正是他当年下乡的连队所在的勤得利农场。哈尔滨对他来说，虽然还有亲人，但是没有心之所系。在他心里，康大姐一家是他的亲人。他一定要叫康大姐为大姐，但实际上他比康大姐大一岁。康大姐说，文魁自己有一个亲姐姐，他一定要喊自己为大姐，也许是对姐姐情感的一种寄托。不同的人，在不同场景，问文魁今年多大年龄，文魁的答案始终如一，47岁。我们问了文魁自己，也问了周边其他人，终是没有找到原因，文魁47岁那年，是否发生了什么，让他对自己年龄的记忆，永远停留在那一年。也许这将是文魁身上一直解不开的迷。
我们根据文魁的心愿，4月25日，基金会负责人，以及在安养中心医护人员的陪护下，文魁踏上了归家之路。
从佳木斯安养中心出发，到达勤得利农场，车程大概四个小时。文魁坐在第一排，带着一个鸭舌帽，非常安静地，一直望着窗外。这是他自2010年住到安养中心以来，第一次坐这么久的车，走这么远的路。对他来说，外面的黑土地，既熟悉又陌生，他一直侧头向外望着望着。路上我们几次提醒他，休息一会，在车上眯一小会儿，可文魁就这样一直向外望着，中间没有任何停歇。
到了勤得利农场，康大姐一家人以及当地民政局曲局长，已经等在那里，迎接回家的文魁。到农场时，正赶上午饭时间，席间曲局长介绍了一下勤得利农场的基本情况，原来的24连队已经拆迁，很多其他连队拆迁，原来连队的房子（相当于一个小村庄）直接推倒。但是24连队的房子，还在那里荒着，既没有推到，也没有人去拾掇。我们定了接下来的安排，带文魁看看康大姐的新家，再带他回24连看看他心心念念的属于他自己的小房子。
吃饭席间，文魁很少吭声，安安静静的吃着饭。由于年岁已大，而且常年服用精神类药物，文魁没剩下几颗牙，吃东西都要靠牙床。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家里味道的向往。文魁最喜欢吃鱼，那些年在连队里，康大姐的老伴儿经常去水库里和江里捞鱼，文魁也会跟着一起。他喜欢吃各种鱼，刺多的，刺少的，都能靠他的牙床子应付。安养中心的食堂，在做吃食的时候，要考虑到大多数病人的安全，所以都以软，少刺少骨头为主。回到连队，对文魁了解至深的康大姐知道文魁喜欢吃鱼，点了好几道鱼，有炸的黑龙江里的小鱼，有清蒸鱼，有煎的鱼块。虽然文魁吃的很安静，但是能感觉得到他此时吃到不同味道的美食，给他带来的快乐。我们一边吃，一边聊着，文魁静静的吃了三个花卷，两个馒头，一小碗米饭，还有很多鱼和其他菜。这时文魁感到口渴，我们感紧阻止他，不能再吃更多。想起了《活着》中那一幕，王医生吃了七个馒头之后喝水噎住的场景，就让文魁喝了一小口水，润润喉咙，等消化些了再喝水。
下午，去到康大姐在连队拆迁后新搬的家，文魁对这个新家是陌生的，在他印象里，这不是他的家。康大姐家人带着他参观了一下新家之后，他就安静的坐下，吃着康大姐女儿们准备的水果，文魁最爱吃小西红柿，吃下了不少，但是再爱吃的东西，文魁都吃得很文雅。在康大姐老伴的鼓舞下，文魁唱了一段京剧，智取威虎山。文魁长着长寿眉，没有了牙，嘴唇向里窝着，一字不差的背唱着京剧，虽然有人一直拿着相机手机录着文魁唱歌的场景，但是他唱的时候不看别人，这是他唱给自己的歌，深入内心的，不为表演而唱的歌。文魁不但京剧唱的好，也写得一手好字。康大姐老伴拿出了二十多年前文魁写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已经不那么完整，但是能够看到文魁字里的风骨，和他当时给自己取的名字“蒋晓石”。听着文魁的京剧，看着文魁的文字，依稀能够想到那年少时，文魁的风采。
从康大姐新家出来后，我们带文魁回24连。路上文魁有些激动，他指着车窗外说，再往前一点，就是24连了。这里是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虽然变化很大，但是他依旧记得回家的路。经过一个很大的水库，我们来到了文魁心中最为惦记的家，他的小房子。从车上下来，文魁没有表现得很激动，但是可以看出他的内心并不平静。他几步快走到他的小房子前面，呆呆地抬头看着他心心念念的小房子。这个小房子，跟康大姐家老房子隔着一条小马路，在那个车少、交通不发达的时代，文魁在这里生活得像一个孩子，不怕他跑丢。文魁停留在自己的小房子前面，手里拿着一个枯了的杨树枝，那是他小房子前面的杨树上掉下来的，他用手轻轻地摩挲着杨树枝，嘴里小声嘀咕着，回不来了，我的房盖怎么都没了。他的声音很平静，一遍一遍的念叨着……
回到24连的文魁，仿佛又找到了当年的感觉，在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他可以撒着欢儿，无拘无束。在医院里，餐馆里，康大姐家里，文魁想要去厕所，就会问卫生间在哪里。回到24连，我们陪着文魁看完他的小房子，跟旁边几个认识文魁的熟人打过招呼，要上车返回宾馆时，文魁站在小路旁，解开裤子就地小便。人在不同的环境里，自然的去适应这个环境的一套规则。回到连队，文魁的回忆，是否又回到了那个天大地大无拘无束的时候了呢。
晚上回到康大姐家附近，去参观一下连队里现在老年人的夜生活。东北广场舞的音乐响起来，文魁不喜欢跟着跳舞，带着他的鸭舌帽，深吸一口烟，很认真，很享受。
晚上在当地连队宾馆睡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康大姐一家人和曲局长陪着吃完早饭，康大姐的女儿给文魁买了一些他喜欢吃的水果和糕点，给他带回医院。这也许是文魁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回家”，回去的路上四个多小时车程，文魁依旧没有合过眼，一直望着窗外。据夜班的护士说，文魁回去后情绪比较稳定，当天晚上睡了个好觉。希望文魁也做了好梦。
徐叔是当天中午得知要带他回老家的。经过了3小时的飞机，磁悬浮，地铁，高铁……5月9日晚22点，徐福宝终于回到了阔别20余年的城市——杭州。
杭州高铁的站台上，徐叔的最小的妹妹，早已在那里等候。到达杭州市内的宾馆已接近23点。在小妹的劝说下，徐叔回到房间休息。同屋的护士小李说徐叔几乎彻夜未眠。
徐叔是不幸的，在庞大的知青队伍里，聪明又有才华的他，由于多种原因引发精神疾病，滞留在北大荒。徐叔也是幸运的，他有一个朴实有爱的大家庭。徐叔排行老四，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两个弟弟，三个妹妹，老妈妈生了他们兄弟姐妹九个。这次回家，能够见到这么多家人，源于徐叔的小弟“五一”假期来佳木斯探望了徐叔。徐叔小弟今年57岁，患白血病十年，他的只愿能比91岁老母亲晚走一步。他们一共四兄弟，大哥因为中风行动不方便，二哥因患肾癌已经离世，三哥徐福宝在佳木斯。四弟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什么结束，但他开朗乐观。五一假期，他前往佳木斯看望自己的三哥，医生护士才知道徐福宝除了五年前来看望过他的小妹之外，还有其他兄弟姐妹。四弟表达了老母亲有生之日，还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再看一眼徐福宝。福宝福宝，不管他患者什么病，始终是老母亲心中的宝贝。 院方的工作人员非常高兴，告诉徐福宝弟弟，玉润基金会正在开展“知青老人回家看看”项目。徐叔一家人深感这是意外的惊喜，这辈子老母亲有望能够再见徐叔一面。
第二天一大早，徐叔在兄弟姐妹的簇拥下回到家。他对自己以前的生活，历历在目。知道自己曾经住过的房子已经拆迁了，看到老母亲，没有特别的激动和热情，抹过两次眼角的眼泪。老母亲耳朵基本听不见声音，她年事已高，很少出家门，看到徐福宝，也没有很激动，眼神儿温温和和地随着徐福宝转，老人家应该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落泪都是悄悄用手擦干。这种默默的亲情表达，淳朴深沉，直触人心。
2014年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富晓星、史梅和硕士研究生袁栩组成的评估小组对“佳木斯知青安养中心医护人员培训项目”进行了终期评估。这份评估报告将从项目背景和执行情况、评估内容与方法、项目实施效果分析、项目总结经验和改进建议等方面，回顾项目实施过程，分享项目成果，为推广项目经验提供参考依据。
位于佳木斯的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地处边疆，信息相对闭塞，除主任医生和护士长外，其他医护人员接受职业培训和外部交流机会很少。在为患者进行临床治疗和康复过程中遇到问题时，往往不能及时得到专业指导。同时，医护人员在工作中，肩负很大的责任和心理压力，缺乏舒缓压力的环境和与同行切磋的机会。
根据我国精神卫生领域发展现状，结合佳木斯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的需求，默沙东公司资助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玉润基金会开展为期一年的项目活动。通过培训，使安养中心的医护人员能够更好地为知青中的精神病患者提供治疗和服务，提高他们的治疗技能和康复服务水平，为今后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开拓新的思路。
项目为安养中心的医护人员提供了到北京学习交流的机会。培训于2013年10月、11月分两次进行，各有18名医护人员参加。培训主要分两种形式：专题讲座和现场参观与交流。具体内容如下：
除在京培训外，项目还委托专家（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郭红利、大柳树精神病康复中心康复科主任张帆）赴佳木斯知青安养中心进行现场讲座和指导。讲座内容包括精神疾病患者分级管理、精神科风险管理等，此外还进行了现场会诊、病例讨论等活动。具体内容见图2：
评估小组于2014年4月赴佳木斯对项目进行终期评估。此时培训活动的参与者已有几个月的时间沉淀，更可体现出项目对他们的持续性影响。
本次评估原计划访问所有参加过培训活动的佳木斯知青安养中心的医护人员（共36人），但有9人因各种情况（调走、休产假、出差、进修等）不在岗，实际访问27人。
本次评估采取定量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定量评估采用的是社会研究中最普遍的问卷调查法。虽然本次评估的被访者人数不多，但问卷调查可以在较短时间更有效地了解这些医务工作者的普遍情况，并且由于问卷要求匿名收集，有利于他们更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所有被访者中，男10人，占37.0%；女17人，占63.0%；年纪最小的只有22岁，最年长者55岁，平均年龄37.3岁；85.2%的被访者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从事医务工作最短一年，最长37年，平均13.3年。
问卷调查之外，为了更深入了解参与者对于项目培训的态度、意见、原因，以及项目对他们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评估小组根据岗位、年龄、工作经历等因素选取了15人进行了半结构式的访谈。为更全面地了解项目实施情况，小组还另外访问了3位知情人士。每个个案的访谈时长大约是半小时到一小时。
满意度是个综合评价，参加者可能会考虑到多个因素，如培训时老师授课的方式、课程的内容，与参加者互动的多少、互动的方式，现场交流的氛围、热烈程度，个人对题目的感兴趣程度，有没有迫切的需求等等。对于参与的每一次活动，被访者都进行了满意度的评价。
问卷设计了四个维度：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结果显示，被访者的满意度普遍很高。每项活动的参与者选择“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的比例都在85%以上。其中，“心理减压工作坊”讲座、大柳树精神病康复中心现场交流最为突出，都有92.6%的参与者表示“非常满意”。
若将满意度量表进行赋值，设定满分为10分，即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得分为10、5、-5、-10，可计算出参加者对每一项活动满意度的平均得分。结果如图3：
从结果可知，平均得分最高的专题讲座是“心理减压工作坊”，达9.63。其他依次是：“精神科临床新进展”、“精神疾病社区康复模式探讨”、“精神障碍的机构内康复”讲座，平均得分也都在8.1以上。平均得分最高的现场交流活动是大柳树精神病康复中心的参观学习，达9.81；之后依次是：大兴精神病农疗基地、回龙观医院、安定医院和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的现场参观座谈，平均得分都在9.4以上。
本次项目的培训活动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重视实用性。讲座主题和现场交流内容都与参与培训的医务工作者的日常工作息息相关。因此，评估问卷要求参与者针对每次活动的效果——主要是对他们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有没有作用来进行评价。
效果评价分三个维度：非常有用、有一些用、没什么用。参与者认为每项活动“非常有用”的比例也相当高。四项讲座中，“心理减压工作坊”一项最高，74.1%的参加者表示“非常有用”；现场交流中，回龙观医院的参观学习一项最高，77.8%的参加者表示“非常有用”。
若对作用评价量表进行赋值，设定满分为10分，即“非常有用”、“有一些用”、“没什么用”的得分为10、5、0，可计算出参加者对每一项活动评价的平均得分。结果如图4：
总的来说，各项活动的实用效果评价还是很高的，最高的达到9.04分，最低的平均分也有7.08分。四项专题讲座中，“心理减压工作坊”的满意度和效用得分都高，说明参加者无论对活动本身、还是对其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实用性上，都有非常高的评价。“精神科临床新进展”、“精神疾病社区康复模式探讨”、“精神障碍的机构内康复”讲座的满意度和实用性评价相对低一点，这可能是因为培训参与者中有一半从事护士工作，他们反应这些内容与医生的日常工作关系更紧密一些，有些内容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才好理解，所以他们不一定能完全听懂，但之后仍觉得丰富了知识，开阔了视野。
五次现场交流活动的实用性评价与满意度类似，平均得分很高且相当接近。实用性得分最高的是“回龙观医院现场座谈交流”，达9.04分，之后依次是：大兴精神病农疗基地、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安定医院、大柳树精神病康复中心的参观交流。
总而言之，参与培训的医护人员对各项活动的满意度、实用性评价都是相当高的，可以说项目在目标人群中产生了积极的、良好的反响。因此，92.6%的被访者表示如果还有类似的活动，他们仍然非常愿意参加。
每次培训活动的主题不同，内容不同，就参与者而言，虽然他们在同一单位，在背景上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在年龄、文化、岗位、工作经历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因此他们的意见一致性很高，但有时也会有一定的分歧。以下根据问卷调查结果（结合个案访谈资料），就其中几项活动进行个别分析。
在几次专题讲座中，“心理减压工作坊”的满意度平均得分最高，达到9.63，实用性得分也是第一，达到8.70。参与者的评价如此之高，与他们的工作状态和需求是密切相关的。
在佳木斯市当地，安养中心医护人员的收入不算高，处于中等或偏低的水平。被访者中，月平均收入低于3000元的占81.5%，在3000－5000之间的占18.5%。88.9%的被访者对目前收入水平表示“不太满意”或“非常不满意”。
医护人员普遍抱怨同行业中精神科的工作危险性高，但收入却偏低。88.9%的被访者认为精神科在医疗系统中的地位“相对较低”，但工作压力却“大得多”（44.4%）或“更大一些”（44.4%）。回顾最近12个月的工作状况，48.1%的被访者认为“工作压力比较大”，51.9%的被访者认为“有一些压力”，没有人觉得轻松无压力。据他们认为，工作压力主要来自于“病人的特殊性”（77.8%），其次是“工作环境”、“工作强度大、太辛苦”、“管理制度和人际关系问题”和“社会和家庭的压力”。见下图：
工作压力有时会带来一些负面情绪，如悲伤、沮丧、忧虑、烦躁等。在最近12个月内，18.5%的被访者经常会被负面情绪所困扰，70.4%的被访者有时也会感受到负面情绪，只有11.1%的人没有。多位医生、护士都谈到了工作压力大会带到一些心理上的压抑、烦躁等问题：
大多数时间是我们护士在跟病人接触，医生每天上午来查房，开药。而我们护士，就一天二十四小时陪着病人，像我们家里有老人，有孩子，特别是像我现在刚起步，再加上患者，有时候心里特别烦躁，尤其是我们女人，觉得怎么这么闹心呢！（HF4）
前段时间有个患者在我的班上去世了，凌晨两点多，感觉每天一上班心理就很紧张，有恐惧心理，不想上班，上班就怕，怕出事……（HM2）
我周六周日还总排夜班，还要担着很大的风险。作为一个科室的管理者压力更大。前一段时间有两个患者，都是老知青，走的特别的急。……他俩间隔时间不是很长。弄得我回家这个电话天天放在身边。我们要求24小时开机，电话响了肯定是有事。……（Y1）
有时他们还会将工作中的情绪带到生活中：
工作肯定有压力，病人的行为会影响到我们。下班之后有时候还会想。举个例子吧，有些生理上的问题的病人很难护理的……遇上这样的问题心理很烦。病人的情绪也会影响到我们，他们情绪也不稳定。有的时候一天遇上很多个这样的，你可能就会生气。有时候可能是小事的挤压，需要释放，回到家里就会跟家人吵架，有时候就是莫名其妙地跟家里人吵架了，家里人有时能够理解，那就过去了，有些时候就是家里人也会发脾气：“凭什么医院的事还要来跟我吵架啊？”最主要的是要跟家人有一个很好的沟通，不然他们肯定很难理解。(HM3)
在应对方面，54.5%的被访者认为自己还是有些办法能够舒缓情绪的，27.3%的被访者认为虽然暂时没什么办法舒解，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随着时间会慢慢淡化。还有18.2%的人认为即使有时光机器，有时还是不容易遗忘，会在心中慢慢累积。可见，近一半的被访者没有什么积极的应对之策。
精神科的医务人员工作压力大，缺乏应对压力带来的心理问题的有效办法，于是心理减压工作坊切合了他们迫切的需求。专家既讲授了一些心理学的专业知识，还带领他们做了一些实际的操练，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很多参与者表示对自己很有启发：
我们院以前举办过黑龙江省心理学年会，但是更多是大家经验交流共享，并没有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的，确实头一次。我感觉挺好的，我自己是有感而发，平时可能我们在一起都没怎么聊。（Y1）
我觉得就是那个樊教授心理解压那个特别好。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工作压力非常大，现在我上班来讲，可以说从我开这个（知青科男病区大门）锁开始，心就是悬着的，时刻担心患者摔倒啦（有些患者年纪大了），地上有一滩水就要马上擦掉。然后总感觉没有机会减轻心理压力，偶尔跟朋友一起出去唱唱歌玩一玩还可以，但是也不能天天出去跟朋友唱歌，所以希望给我们增加团体解压或者个人解压的心理辅导。我觉得樊教授那个培训的效果非常好，在医院开展也可以。像他那个画圆圈，最小压力那个比较有用，还有最后那个有点类似于催眠那种，把自己想象的都写出来，告诉自己生活还是美好的，生活还是有目标的，大家一起念的那个项目也可以，那个主要是团队协作的力量。（HM2）
除了心理减压工作坊之外，其他几次讲座：精神科临床新进展、精神疾病社区康复模式探讨、精神障碍的机构内康复等也使参与的医护人员增加了专业知识，开阔了视野。医生和技术人员更想了解一些前沿的理论、技术、实践等：
作为一个医生来讲，了解一些前沿的东西，知道精神科的一些新进展，我很注重这方面。我们这些人视角不一样，护理的人想了解护理这方面的事情，康复的想了解康复的事情。（Y2）
第一次培训我没来，以为都是讲医学和治疗的，但我们院长给我打电话，说好多内容涉及到康复，社区康复、机构内康复等，康复基地的人都应该过来听听。第二次培训我就马上过来了，感觉对我们非常实用。（Y5）
有些护士觉得知识储备不足，某些内容没有完全听懂，但还是觉得很受益，增长了见识：
作为我的本职工作来讲，像各位老师讲的什么咨询模式、居家安养这种有点康复性质的，我可能觉得我的文化水平不够高，接受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但应该说通过讲座学到了一些新的东西，我记得有一门课讲的是精神科的新进展，我感觉那一堂课学到的不少，像现在精神科的病因还没有找到，用药还比较保守等，使我们对精神科有进一步的了解。（HM2）
相对于讲座的形式，现场参观交流更加生动、直观。本次项目除了安定医院、回龙观医院等条件优越的大医院，还特别选择了大柳树精神病康复中心、大兴精神病农疗基地、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等有特色的机构，使参与者对于不同条件的机构都有一定的了解，便于他们学习和借鉴适宜本地的做法和经验。被访者普遍认为现场参观、座谈和交流生动活泼，令他们印象深刻。在五次现场参观与交流活动中，大柳树精神病康复中心的满意度最高，回龙观医院的实用性评价居首。被访者对这两家机构的康复模式、人性化管理留下了深刻印象：
印象最深刻的是康复模式回归社会吧，有中转站、家庭模式，应该是在大柳树和回龙观听到的。还有管理上更强调人性化。回来之后能看到一些不足，比如说我们的病房管理，我们比较刻板一些，比较严格，有些病人就有一些反面情绪。（HF2）
大柳树那次，我们上食堂参观，发现患者在切菜的时候周围放着音乐，我对这个印象挺深的，我们平时写病历的时候也是很枯燥，很烦，人家在切菜的时候听音乐也能把菜切得那么好。就是感觉很人性化的。（Y3）
大柳树建的篮球场可以让患者出去玩，对患者的康复有帮助，而且锻炼、促进他们的人际关系。若患者总在病室里呆着，关系处不好，就非常孤癖。（Y4）
有医生觉得可以借鉴回龙观医院的院内康复模式：
通过交流，了解人家是怎么干的。有很多地方我们赶不上，如院内康复没法和回龙观比。我一直想着手搞院内康复，比如建一个活动大厅，每个科定期的去。哪怕给他们一个活动空间。（Y2）
知青科的护士长认为可以借鉴回龙观医院等的优质护理经验。而且，培训之后科里已经在工作中做了一些改进，如为病室贴上标签等细节：
去回龙观医院等，对他们的优质护理印象深刻。包括大的方面，病区的环境啊，格局啊这些，我们觉得非常实用。优质护理主要指我们病房这一块，怎么样更加无缝隙地细致地为病人做服务。原先我们护理人员少一些，可能有些方面做得不够到位，改进了以后把每个病房都贴上病人的名字，便于查房，然后有一些防疫室或是重点看护的病人我们贴上标签，在回龙观医院他们就是这样，这块我们以前没有做得那么细。（HF1）
还有医护人员对于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大兴农疗基地的康复模式有浓厚的兴趣：
还有就是患者做手工的活动，以及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的小工厂做的那个尿不湿的垫子和小筷子什么的，我觉得对于院内的康复特别实用，销路也有了啊。还有用计算机做康复训练的，我觉得那个也非常好，在我们医院暂时还没有开展，要是开展的话也应该可行的。（HF1）
医护人员认为通过患者通过这种力所能及的劳动，可以增强自身的能力，增加与外界的交流：
我觉得大兴精神病农疗基地的印象挺深刻的，首先它的建筑面积挺大的，有点居家的感觉，一个院一个院的。患者白天可以在外面的院里活动，至少比我们这里在大厅集中好点，对患者好一点，患者好的话我们的压力也会少一点，我们的压力跟患者的病情也有很大的关系。（HM2）
我觉得大兴农疗的模式很好。那个不止是劳动，是户外的活动，主要是让患者去进行与外界的交流。（HM3）
除在京培训外，项目还委托专家（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郭红利、大柳树精神病康复中心康复科主任张帆）赴佳木斯知青安养中心进行了精神疾病患者分级管理、精神科风险管理、应急处理等讲座以及精神疾病治疗、护理、康复研讨等活动。参与的医护人员对这次活动也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精神疾病患者病情评估和分级管理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
像我们以前也在进行患者的康复（训练），但是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没有形成评估体系，感觉这个患者应该可以，就让他尝试去进行康复，培训完了之后吧，觉得应该还是有一套模式，去评估一下这个患者是不是适合去进行康复训练，现在我们医院在逐渐地进行完善。（HF1）
精神疾病康复档案也在工作中得到了应用：
培训时专家讲患者社会功能如何评定，原来我们医院都没有。现在我们患者走之前都会有一个康复档案，具体的细节也是郭所长留下来的。确实这方面我们没有认真的做过。有帮助的。而且有的患者我们以往认为比较稳定的，去的时候一定要做评定，至少三名专科医生评定。有这个评定，就有一定的制度保障。真的出现风险，就直接转到病房。（Y1）
本次项目在设计上比较符合边远地区精神病院的专业技术需求。一方面考虑到了边远地区精神病院在资讯上的相对弱势，注重专业上的新趋势和新技术等内容。另一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涵盖了临床治疗、康复、回归等各个环节，以及医务人员切实需要的心理解压、应急处理等多方面的内容。
边远地区精神病院往往更重视治疗，康复方面相对薄弱。本次项目介绍了机构内康复、社区康复等的主要理论和实践，还特别选择了一些康复上有丰富经验的机构进行现场交流，使参与的医务人员增加了相关知识，还有现场观摩先进经验的机会。
下图是被访者希望获得哪些方面培训的选择结果，可见精神疾病专科知识、技术新进展、心理减压、职业防护、应急处理等都是他们迫切需要的，而相关内容本次项目基本上都涉及到了。
本次项目集合了多学科的专家和人才，如医学、社会学等，可以实现优势互补。精神科专家具有不可取代的专业性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参加培训的医护人员的需求有敏锐的观察，可以使培训内容更贴近他们的日常工作。
社会学专家可以在了解历史文化特殊性的角度上，给予全方位的调研。在前期赴当地对医护人员、患者进行了深入了解，对项目的执行提出了一些可行性的建议；在后期可以在项目经验的总结、推进社会影响上提出建议。
从执行上来说，本次项目形式多样，有专题讲座和现场参观交流等，既实现了知识和技术上的更新，也生动直观，参加者易于接受且印象深刻。项目还将主要的培训地点选在北京，除了科室负责人，普通医生、护士很少有这种暂时脱离工作环境，到北京进行培训的机会，因此积极性普遍很高，态度非常认真。
有参与者觉得自己通过讲座获得了许多新知识：
治疗与我们关系很大，康复有一部分有关系。想了解医学的新进展，有什么新药，新研究出来的东西。这次回来就了解挺多。我觉得讲座可以讲得稍微再宽一点，再细一点。（Y4）
也有参与者特别喜欢这种院外进修和参观交流的形式：
我们还是比较喜欢参观交流或者院外进修，就是你能够切身体验到，更加直观。如果能与他们一起上下班，可能会学到很多东西……（HF1）
我喜欢比较轻松一点的，像面对面交流，参观都可以，轻松一些，三五个人或者十来个人坐在一起谈论，本来没有问题的，可能就在这样的场景下激发出问题了，忽然之间想到了就会提出来。（HM2）
而项目委托专家赴佳木斯当地医院进行了讲座、病例讨论等活动，参加的医生表示这种指导更有针对性，对他们非常有帮助，比只泛泛地讲理论和技术更易理解。
项目对参加者的实际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包括前面有医护人员提到的一些细节上的改变（如优质护理、病房标签等），甚至还包括了一些制度性的改变，如分级管理、患者评估制度和康复档案的建立：
我们确实这方面（康复）条件优越，我们的地大，养殖的规模也大，条件是很优越的，但是我们唯一欠缺的是理论的东西。经过培训我们把理论填充进来了，包括经防所的郭所长来佳木斯讲的评估制度。现在从科里出来要给患者做安全评估，到了我们这儿呢，也要给他们做安全评估，通过七天的一个观察，给他安排一些简单的劳动，再去进行评估，行我们就留下，不行我们送回去科里，完了行的我们就分组进行培训，我们这一个技术人员领七八个人进行培训，培训完了之后就给他们分工……一个月之后一般是有一个评比，完了给表现好的有点零花钱，护士每个月都会去给他们订购他们需要的东西，剩下的钱发到他们的手上。（Y5）
项目培训还对康复科（十六病区）的建立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项目培训对建科室（康复科）有积极的影响。以前我们没有科室，叫副业队，直接归属医院。通过培训，我们更明确了康复的理念，提升了在医院的地位。我们发现以前还有些工作没有做到位（如评估），不能够保证病人的安全，人员也不够，就向院里反映，医院就同意建科，后来就配备人员什么的，等于说这个体系就完整了，这样的话我们也不用分心了。
3月18号（2014年）正式建科，一批是医护人员，一批是我们这样的技术人员。建科之前我们只有8个病人，有种植的养殖的，建科后经院里批准，从各个科室抽了一些人，现在一共26个病人。医疗护理的连医生，护士长带护士9个人，原来只有一个人。技术人员去年是9个，现在这边是3个，那边（有两片地）是2个。
建科以后我们的地位可以说是提升了，治疗和康复成为一体，康复我们也分两块，室内康复和室外康复，室内康复就是在科里活动，种植养殖都是属于室外康复……我感觉康复基地这个项目很有必要，原先就是治疗—出院－然后又犯病—住院—出院，现在不是了，现在是治疗——康复——回归社会的模式了。（Y5）
与内科、外科等其他科室相比，因病人相对特殊，精神科的医护人员与病人的关系也更复杂一些。在本次调查中，有81.5%的被访者表示曾有病人对他（她）做出过攻击性行为，82.5%的被访者曾因病人产生过恐惧感。
因此，项目还可以进一步加强对医护人员的心理支持，使他们的心理解压常规化，更有效地应对负面情绪的困扰。另外根据他们的需求，可以加强职业防护、与病人的沟通交流、应急处理等内容的培训：
我们也下发学习了《精神卫生法》，我觉得对医护人员的权利保障相对较少，对患者的保障较多。护理安全这块我觉得现在还是病人多，护理人员少，人手不够，尤其是夜班，有什么突发事件真的是防不胜防。（HF1）
我家人倒是担心我的安全，只要我一上夜班，我妈就提心吊胆的，直到我下班。上夜班稍微晚一点回去，我妈就打电话来问我咋来没回去。我妈经常对我说：“你别惹那些患者啊，别让人打了你，你对他们好一点，你别老说他们。你上夜班的时候精神一点，别打盹。”她天天都说。（HF2）
尽管病人相对特殊，但仍要尽心照顾。48.1%的被访者曾遇过病人对他（她）产生过情感上的依赖。92.6%的被访者表示“能力允许时，我也想对病人多一点关怀”：
精神病人就是心眼小，本来多大点事，我们正常人可能睡一觉就过去了，但是他们不行，他们老想……还是希望增加一些了解病人心理的方法，我们有时不能根据个人的判断来弄他们的行为。我们平时虽然跟他们聊天，但是聊得不深，有些人根本不跟你沟通。（HM3）
我那时候老怕，总是胡思乱想。现在接触过了，觉得他们是可以沟通的，时间长了也有感情，跟我们正常人一样，我现在会跟他们开玩笑，说话觉得跟家人一样。（HF2）
项目还可以针对大众的偏见与歧视，在社会上实施一些简单易行的科普活动，增进大众对于精神疾病患者的和精神科医护人员的了解，减少歧视：
我觉得外界只报道了精神病的一些现象，遮住了很多真实的东西，以我在精神病院的经验来看，很多就根源的东西盖住了。实际上事情是比较复杂的，一到媒体那里就被简化了。（HM1）
社会上对精神病人的认识总体是负面的，很多新闻报道都是精神病人杀了多少人，没有说精神病人在哪儿工作啊，回归社会啊，没有这样的报道，从来都没有。一说精神病患者，大家都吓到了。（HM2）
不止是病人受歧视，精神科医护人员有时也会受到异样的眼光，主要是基于大众的不了解和好奇心：
你说你在精神病医院，人家就会大吃一惊：“啊？你在精神病医院工作啊！”他就是无意识中就形成了一种歧视，他不是故意的，是无意识的，就好像我是精神病一样，我有时跟他们说“我又不是精神病患者，你这么惊讶干啥啊？”我的朋友们就会一笑而过，但是他这个反应就已经让我心里面非常难过了，但是他们就是没有意识的反应。（HM2）
项目可以针对医生、护士等的不同需求，设计一些更有侧重点的培训内容。对于医生，可以更侧重于治疗、康复等的理论、技术上的前沿培训，可以在深度、广度的追求上再做一些探索。
对于护士，可以更侧重于临床心理护理技巧、康复期的心理团辅、医护患之间沟通技巧、安全防护等内容，以开阔视野为主，更多采取比较直观、生动的方式。
项目还可以利用最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手段，实现远程的沟通与交流。北京、佳木斯之间毕竟有一定的距离，每次集中培训需要协调时间和精心的安排，场次毕竟有限。如果能够利用最新的信息技术，比如远程视讯等方式，可以使两地沟通和交流更加常规化，更加有针对性和实践意义。另外还可以利用最新的信息技术，在大众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普及知识和反歧视的活动，进一步扩大项目的影响面。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然而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尚不足5成，就诊率则更低。按照国际上衡量健康状况的伤残调整生命指标评价各类疾病的总负担，精神疾患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已超过了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各类精神问题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5，即占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的1/5，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率将升至1/4。
重性精神疾病主要包括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痴呆、抑郁发作、躁狂发作等13种疾病。重症患者丧失对疾病的自知力或者对行为的控制力，极大可能导致自我伤害或出现危害公共安全和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大多数重症患者没有经济能力并需要长期接受药物治疗、心理辅导和专业监管，昂贵的治疗费和住院费对普通家庭来说是沉重的负担。
近年来，卫生部要求各级按照《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规范》监控重性精神患者，国家卫生部等六部委发布了《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全面推开重性精神病等重大疾病纳入大病医保，部分城市开展了免费治疗。
据有关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精神分裂症发病率已超过千分之六，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我国已确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总数有800多万人，如果再加上偏僻乡村地区尚未就诊的精神分裂症病人，全国精神分裂症病人总数很可能已接近1000万。[2]庞大的患病群体中，能够接受免费治疗的尚属极少数。据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等机构联合开展的调查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精神科床位密度为1.71张/万人，大多数中西省份床位密度仅在0.7至2.0张/万人之间。虽然较2006年的1.12张/万人有明显的提高，但是总数仍然不足，并且资源分布极为不合理。北京医疗资源相对丰富，目前在档治疗和管理的重性精神病患者有6万余人，其他二线、三线城市因为医疗资源匮乏、缺乏精神科医生等原因，收治重性精神病患者人数更为有限。
目前，在中国由于精神卫生知识尚不普及，宣传力度不够，大多数人对精神疾病认识不足，对患者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同情，偏见与歧视现象较严重，致使一些精神疾病康复者不能顺利回归社会大家庭，产生了强烈的“病耻感”。很多精神病患者在经过急性期治疗和康复后，无处可去，只能继续留在精神疾病康复医院。据了解，很多医院已经康复且达到可出院程度，但因为社会和家庭不接受返回的滞留精神病人达到在院病人总数的40%-60%。在这其中，中老年精神病人为数众多。他们患精神疾病的原因有脑功能衰退的原因，但也并非绝对。有些中老年人受到社会生活环境因素影响，比如面临退休、空巢、躯体疾病、婚姻变故和子女关系等，更容易产生抑郁、焦虑等精神障碍。
1.项目背景
佳木斯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建于2008年，主要收治、收容、收养当年为开发建设北大荒至今仍滞留在垦区患精神疾病的知青及其子女。2005年，垦区残联对农垦104个农场展开详细调查摸底，统计结果显示患精神疾病知青228人，有家人照顾的87人，单位照管的59人，在其他精神病院治疗的36人，流落在社会无人监管的34人，另有12人被关锁。根据调查结果，农垦总局党委决定，依托黑龙江农垦总局精神病防治院，在佳木斯市立项投资筹建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该项目2008年立项，于当年竣工并投入使用。
2008年底安养中心建成后，农垦精神病防治院开展了一次“春风化雨行动”，由专家组成医疗队派专车下农场走连队，将117名患精神疾病的知青及子女接入安养中心，进行治疗康复。对一些患病较轻、有家人看护的知青由中心派医务人员定期上门送药，实行居家服务。
通过治疗、康复，现已有10人治愈出院，仍有107人在中心治疗。有些年龄大的患者身体多项功能已衰退，生活不能自理，完全由护士负责照顾。另有一些患者恢复较好，但不愿回家或家人不想接回去，然而他们又不能长期封闭于病房中，否则社会功能就会衰退，甚至丧失。为避免他们社会功能衰退，并提高生命质量，安养中心在医院对面租赁了占地7公顷的智能温室大棚，作为患者的康复基地，每天到康复基地进行康复训练的病人50人左右。
调查显示，由于地处边疆，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信息闭塞，医院医疗设备和医疗技术落后。除科室主任和护士长有外出培训机会，其他医生和护士能够获得的培训机会很少。在给患者进行治疗和康复过程中，遇到难题，缺乏有经验的专家指导，医护人员多数依靠自己慢慢摸索解决方案。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与其他精神病院面临同样的挑战，即康复得好的患者，由于社会歧视，家庭拒绝接纳回归，没有家庭等因素，有些已经康复的患者无奈继续滞留在医院，长此以往这些患者的社会功能将逐渐丧失，再要回归社会就难上加难。
2． 项目目的
本项目旨在通过对位于佳木斯的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提供临床医疗技术支持和实地学习开展经验交流，提高当地医护人员能力，号召社会各界对精神病患者提供更多关注和关爱，减少歧视，同时通过社会学研究，专家讨论等方式，探索针对精神病患者群体的有效干预模式，提出有建设性意义的政策建议。
3.项目活动计划
根据我国精神卫生领域发展现状，结合佳木斯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需求，并依据默沙东公司企业文化，计划在2013-2014年度完成以下工作：
3.1专家赴佳木斯开展医护人员心理建设及职业支持
从中华医学会了解到，保守估计，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已达一亿人以上，而目前全国注册精神科医师仅16,383人，平均每10万人仅有1.26名精神科医师。尤其随着老年精神疾病的不断高发，老年专科尤其是能够从事老年精神疾病专科诊治的医疗护理人员面临较大缺口，老年精神病学工作人员培训体系在我国才刚刚起步。
很少有人关注负面情绪对精神科医生的感染和影响。专家呼吁有关方面能够更多关注精神科医生这支队伍：不仅在经济上给予更多的投入，同时也要在心理支持方面给予适当的关注。如果精神科大夫都患上了精神疾病，谁给精神疾病患者看病？
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护士基本都是本省的，从护校考上来，或者从农场调配上来的。护士里最年轻的20岁左右，也有即将要退休的。由于精神病院医生社会地位不高，又是清水衙门，很多医生都不愿意来工作，所以病区缺乏医生。目前在这里工作的医护人员都是凭着一份爱心和耐心，坚守着岗位。由于能够接受职业培训的机会少，医护人员在临床治疗技能和康复技巧方面，存在很多挑战。
活动方案：为了更好解决安养中心医护人员在为知青中的精神病患者治疗过程中面临的各项挑战，包括临床技术，康复技巧和模式等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问题及难题，项目计划邀请我国精神病临床治疗专家和康复专家到佳木斯安养中心进行现场技术指导，以期为解决医护人员面临的各种问题提供帮助。
专家赴知青安养中心提供技术支持内容计划包括：根据知青安养中心反馈需求，专家到佳木斯安养中心将针对安养中心工作难点开展讲座，并针对现场查房时病例进行讨论，开展现场医疗指导等，同时计划帮助安养中心建立远程会诊。除医疗临床技术支持，将设置由医学社会学专家、老年社会学专家讲授特殊人群社会支持网络的基础理论知识，以期能够为医护人员开阔视野、提高理论素养。
3.2医护人员到北京参加经验交流及培训
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依托于黑龙江农垦精神病防治院，属差额拨款事业单位，业务收入是综合医院的十五分之一。医护人员的工资待遇相对较低，工作压力大，工作环境困难，很难吸引新人，保留人才。
由于地处边疆，信息相对闭塞，安养中心除主任医生和护士长，其他医护人员接受职业培训和外部交流机会很少。在为患者进行临床治疗和康复过程中遇到问题时，往往不能及时得到专业指导。同时，医护人员在工作中，肩负很大责任和心理压力，因为与外界交流少，长期无法得到舒缓。
活动方案：为了使知青安养中心的医护人员能够更好为知青中的精神病患者提供治疗和服务，项目计划输送安养中心医护人员到北京进行学习交流，提高他们的治疗技能和康复服务水平，为今后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开拓新的思路。同时，知青安养中心医生和护士，介绍他们多年工作经验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与北京专家交流，从而推动探索精神疾病中疑难杂症的解决方案。
关于培训教材，项目在踩点调查中将调查了解佳木斯知青安养中心医务人员的具体水平和需求，及需要接受哪些方面培训，根据其具体需求确定教材或者编纂教材。
在北京开展学习交流的单位计划包括：
（1）北京回龙观医院
精神康复医学作为该医院的特色和重点学科，已经开发出一系列精神疾病康复治疗技术包括日常生活技能训练、社交技能训练、计算机辅助认知矫正治疗（CCRT）、艺术行为治疗（包括音乐治疗、舞蹈治疗、美术治疗等）、家庭干预、职业技能训练等。采用周间病房的方式，强化患者对家庭和社会的适应；利用书画、舞蹈、戏剧、音乐、陶艺等艺术手段对患者的认知功能进行有针对性训练；并开展职业技能训练。
（2）北京安定医院
集精神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健康促进、回归社会和康复等的临床、科研、教学、对外交流于一体，包括开放康复治疗、职业康复治疗、日间医院康复治疗、社交技能缺陷康复治疗、日常生活能力缺陷或减退康复治疗、行为矫正治疗、提高药物依从性康复治疗、预防复发康复治疗、回归社会康复治疗、家庭干预治疗、艺术行为治疗和森田治疗以及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适宜技术等。
（3）北京市海淀区精防院
引进了意大利特伦托精神卫生中心UFE运行的先进经验，并与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和意大利爱心与服务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创立出一套新的康复模式，设立院外康复场所——玫瑰园、月季园、水仙园、牡丹园、常乐园、海棠园共5个回归社会模式的康复机构。
（4）北京市大兴精神残疾人农疗康复基地
占地300亩，由病区、活动区、康复区（包括果园70亩、种植、养殖共42亩）三大部分组成，集治疗、休养、生活技能培训等多种功能于一身。农疗康复是躯体、心理、社会、劳动治疗与康复有机结合。
（5）北京市朝阳区大柳树精神病康复中心
采用康复训练与药物维持治疗相结合，全面康复的模式，在精神残疾人入住后实行分期（疾病期、波动期、缓解期、慢衰期）和分级（完全开放、半开放、条件开放）管理，以家庭化管理式病房、日间照料站、职业康复站等多种康复模式和较完备的康复设施、设备以及场地。针对精神残疾人讲究卫生能力缺损、日常生活料理能力缺损、家务（工作、学习）能力缺损、关心和兴趣能力缺损和社会交往能力缺损五个方面，灵活采用矫正、情景模拟、示范指导、作业训练和社会实践等多种措施，实施有计划、有目标、循序渐进的方式使精神残疾人恢复或建立一定的社会生活技能，以住宿和日间照料两种方式为精残人提供康复服务。
3.3滞留垦区知青精神卫生状况调查
在精神疾病的诊疗与照护中，社会支持是不可忽视甚至是相当重要的环节。尤其是滞留垦区知青这一特殊群体，由于城乡差别、子女返城、养老等问题，致使这一群体面对较多精神卫生问题。在项目开展过程中，我们将结合医疗卫生专业技术支持，充分发挥社会学学科优势，邀请对社会支持有专门研究的专家前往佳木斯知青安养中心，及周围垦区，实地了解并指导基层实际工作。
活动方案：本项目将设计为知青精神病患者提供照护的医护人员访谈问卷，滞留垦区知青访谈问卷，滞留垦区知青所在社区管理人员访谈问卷，滞留垦区知青家庭其他成员访谈问卷。在访谈调研过程中，将比较进入精神卫生照护与未进入照护的知青，调查他们的家庭成员组成、社会关系结构、亲朋好友互动、社区交往模式等基本情况。在比较讨论这两类老年人群的支持系统与行为特征的差异后，以期能够分析这一具有特定人生经历的人群罹患精神疾病的风险，并提供具体的应对建议。
3.4专家咨询及政策建议讨论会
精神卫生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包括临床治疗、康复服务、精神卫生立法、精神卫生政策等。目前中国精神卫生领域存在诸多问题，包括精神卫生法的推动和实施、符合国情的精神卫生政策的出台和推广、精神病人治疗-康复-回归模式的探讨等。本项目依托于佳木斯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在开展一系列活动基础上咨询权威专家，为解决目前中国精神卫生问题提出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政策建议。
活动方案：通过组织咨询专家，撰写政策建议报告。通过一天讨论会，探讨关于精神卫生领域临床治疗、康复服务、精神卫生法、精神卫生政策等议题。
政策建议内容包括：根据当地情况，探讨精神病人的社区管理、精神病人社会救助治疗等议题。通过对边远地区长期住院精神病人疾病状况调查，长期住院原因调查，长期住院病人生理自理能力及护理状况调查，探索影响精神病人回归的社会因素。
（6）通过对“治疗-康复-回归”模式的探索，推广和复制，使中国更多的精神疾病患者从中受益；
（7）通过项目的试点研究，提出针对中国精神卫生领域存在诸多问题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完善的国民健康政策，为民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1]雅虎资讯2011年11月16日
[2]《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第20期
项目基本情况：“青海西宁湟中县贫困留守儿童帮扶专项基金”是与苏州新加坡国际学校以及清华大学书脊支教团自2013年10月开始合作开展的项目。基金会组织新加坡国际学校的学生和家长到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与三所村小，即水滩小学、北纳小学、小寺沟小学在校小学生开展为期一周的亲子夏令营活动。通过暑期夏令营活动，丰富当地留守儿童的暑期生活，给他们带来关爱，并通过课程学习、艺术教学、知识竞赛等活动，拓宽留守儿童的知识面。同时，这三所小学的小学生教给国际学校孩子当地民族歌舞、田间劳作，增强国际学校学生对民俗知识了解及田间劳作技能。北京玉润公益基金会与新加坡国际学校的学生和家长一起为水滩小学、北纳小学、小寺沟小学的497名小学生，以及清华大学书脊支教团在青海进行长期志愿服务的8名志愿者发放“圣诞暖包”（包括衣服、鞋、帽子、手套等），为他们送去温暖和关爱。
该项目资金来源于苏州新加坡国际学校家长委员会，将由北京玉润公益基金会和苏州新加坡国际学校家长委员会共同组织实施。2014年-2016年，每年预计资金投入20万元，三年共计资金投入60万元。将有近500名西部地区小学生从中获益，每名小学生每年预计获得400元左右的资助，包括生活物资资助、助学金、亲子夏令营等形式。
预计产生的社会效益是: 关爱西部地区贫困留守儿童，使他们在生活上和学习上获得支持和资助，丰富留守儿童学习生活，促进其健康快乐成长。
西藏扎西家庭孤儿院，位于拉萨郊区，为一家私立孤儿院。拉萨地区有三所公立孤儿院，由于朝拜遗留孤儿、交通便利后孤儿增多、家庭贫困且每家孩子多等多种因素造成公立孤儿院饱和，于是在拉萨地区出现五所私立孤儿院，扎西家庭为其中一所。扎西家庭孤儿院与当地政府关系良好，目前有25名孤儿，三分之二为女童，98%为10岁以下。
北京蔚华基金会为孤儿院提供了物资支持，包括基本生活所需品，如热水器、牛奶等。基金会希望通过对扎西家庭孤儿院的支持，能够摸索为孤儿院提供具有长远意义的服务，如教授孤儿院周边妇女民族手工艺技艺，由这些妇女既像妈妈又如老师般，把这些技艺交给孤儿院的孩子。如此既能帮助延续民族传统文化，同时摸索为孤儿院孩子提供服务不止于供养，更多为孩子长期发展提供服务。
“关怀知青精神病患”项目
“关爱知青精神病患”项目通过对佳木斯知青安养中心提供临床医疗技术支持，专业社工介入，定期召开专家经验交流会等方式，唤起社会各界对精神病患者的关注和关爱，减少歧视。同时为精神病患治疗、康复、回归社会营造良好的社会气氛。此项目在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支持下，由北京玉润公益基金会负责具体实施。项目的主要合作方是：北京安定医院，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大柳树精神康复研究中心，以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该项目2015年3月启动，2016年1月顺利完成。主要工作内容如下：
引：此文中所提到的东大桥中老年性交易研究由北京玉润公益基金会提供支持赞助，故转发此文。原文出自腾讯火线。文中照片由研究者单独提供，版权归玉润基金会所有。
摘要：某名校社会学系博士苏萍（化名），曾参与多次艾滋病课题研究。2011年，当她走进南部某省C城的东大桥地区时，所见所闻带给她极大的震撼。2016年4月，苏萍在和其团队长达五年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了博士论文。论文对C城东大桥的历史、农村老年男性在东大桥“找妹子”经历、从事卖性服务的农村中老年女性状态、东大桥的艾滋病情况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和讨论。
撰文/滕安
图表/ 杨尧
编辑/ 柯林
老人为何会找小姐，什么样的小姐会为老人服务？为什么八九十岁的老头路都走不稳，却还会买春？对医学常识的无知，出卖身体的中老年女性和买春的老头都不戴安全套，导致有些人感染了艾滋病毒……
上图为东大桥拆迁前街区
某名校社会学系博士苏萍（化名），曾参与过多次艾滋病课题研究。2011年，当她走进南部某省C城的东大桥地区时，所见所闻带给她极大的震撼：没想到在如此脏乱差的地方，中老年人性交易“红灯区”却供需两旺。而二三十元的交易价格、提供性服务大姐们命运之悲苦、以及他们对待艾滋病的态度，都令人惊讶。
在C城东大桥，据当地疾控中心统计，最多时大约有200多个性工作者。但由于她们的流动性、隐蔽性，政府和民间都无法统计出确切人数。
从2011年到2015年间，苏萍在C城东大桥做了累计8个月的田野调查，四次到该地区，每次一个月到三个月。她重点追踪访谈了41位农村老年男性，其中33个嫖客，其中30位是艾滋病感染者。她还对15位出租屋小姐进行过访谈调查，同时她还详细访谈了老年男性、店铺老板、C城市疾控中心官员、老年嫖客老伴等数十人。
C城东大桥是历史悠久的商业街区，码头文化、商业文化和普通百姓市井文化交融。其他街区已非常现代化，但东大桥仍是脏乱差，面临着拆迁整改。这里街道狭窄，路旁是低矮的旧楼房。一层临街商铺大多是理发、缝衣、编筐等店面，街道上还拥挤着从山上挑担贩卖物件的小商贩。沿河的那一边，不少吊脚楼被埋在小山一样的垃圾堆里。靠近河岸的地方还临时搭建了有几十间棚户屋，里边住着中老年小姐。她们有时候关着门做生意，有时候就敞着房门洗衣或做饭。河堤上，不少老头子来回逡巡，不断向棚户屋张望。
在苏萍的观察中，早上七点不到，东大桥就开始热闹非凡，早点摊、地摊摆出来，一些老爹也已经背着手或者拿着包就出现在街上，从事性交易的大姐们要不已端坐出租屋门口，要不也打着艳丽的遮阳伞走到河堤上揽客。
浮萍般的大姐们，称租来的房子为“屋”。东大桥的“屋”对这些大姐而言，虽被人指指点点，但与在发廊、酒店等其他地方比起来，她们觉着这里更有尊严、自由和控制权。“屋”不大，大多没有卫生间，也没有自来水，只能摆得下一张床，还有个烧蜂窝煤的小炉子用来做饭。
2015年苏萍离开东大桥时，那里已开始拆迁，很快将建设成为河岸旅游休闲度假区，而那些大姐有些回到老家带孙子孙女，有些分散到市区隐蔽的住宅区中继续“做生意”，而时常光顾生意的老爹，也随之而去。
2016年4月，苏萍在和其团队长达五年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了博士论文。论文对C城东大桥的历史、农村老年男性在东大桥“找妹子”经历、从事卖性服务的农村中老年女性状态、东大桥的艾滋病情况等方面展开详尽的描述和讨论，展现中国内陆农村老年男性和中老年女性在衰老和弱势的生存境况中追求个体欢愉和家庭生计的过程。如今，该论文正在准备出版中。
笔者根据论文内容和对苏萍的访谈，对这个最底层的中老年性交易群体群像进行浅描，试图折射贫困乡村中老年人情感上的伤痛和传统家庭关系的变化。
当然，类似现象也并非C城独有，在很多城市隐蔽的角落都存在。从事公益服务的“青原色创新实验室”李艺泓也曾对江西J城中心区一条老巷子里的老年女性性工作者进行过细致的观察和记录。
“老人买春”是一个研究空白
苏萍走进东大桥，最初源于对当地老年人艾滋病流行情况关注。她很早从数据上发现老年人艾滋病感染率上升，历年艾滋病疫情报告显示出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下文简称HIV/AIDS病人）绝大多数是青壮年。但近年来，国家流行病学数据体现出趋势之一就是老年人感染报告数增加明显。
而苏萍发现，截至2015年世界艾滋病日，流行病学调查已显示如广西凭祥、湖南湘西地区、江西部分地区等，老年艾滋病感染者呈上升趋势，且几乎都是经异性商业性行为传播。
目前，中国越来越关注养老问题，但苏萍发现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和性需求较少有人关注。国内社会科学界对“老人找小姐”问题的研究基本空白，一些媒体报道过老年人被抓嫖新闻。报道解释认为，老人经济条件好了，身体不错，因为孤独来找小姐。但苏萍认为这些理由无法深入解释那些成群结队找小姐的老年人，他们不仅仅是孤独。
为了与二三十岁的“小姐”区分，苏萍用“大姐”称呼这些四五十岁甚至60岁的性服务者。C城东大桥是附近农村老年男性的“市中心”，他们在此买卖货物、社交、求医看病、休闲娱乐，也是他们“找妹子”的地方。
苏萍发现，当地的老头即老爹会通过“看”、“走”、“谈”以及“帮拉客”的方式和大姐之间互“撩”互动；通过“摸一下”、“来一下”、“聊白话”等暗语讲价买春；更有老人与大姐成为情人。
大姐们认为自己“下水”很丑，不光彩，但也有的人认为“笑贫不笑娼”，没钱更会被人瞧不起。她们不会告诉家里人做什么，但其实不少人的家人知道，但只要她们持续向家里寄钱，家人就装糊涂。
在东大桥，做卖春生意的大姐与房东形成“共生”关系，在她们遇到骚扰和被联防队员抓时，房东会提供帮助。实际上老年嫖客对当地警方而言也是难题，东大桥性交易价格太低，老爹都很穷，抓嫖客时抓到这些老爹，因为担心老人身体出意外，不敢长时间拘留，又难罚到款，各方面也就没有动力来扫黄。
揽客大姐唱“小和尚下山去化斋”
不用说话，只需一个眼神，卖春的大姐和卖春的老人，都知道对方意思。有个老爹，逡巡多时，路过“丰满大姐”屋子时，先瞅了瞅四周，见没人注意他，先前腿脚不利索的他，却能一个箭步冲进“丰满大姐”屋里，随后急切关上了门。
还有一次，一个老爹跟老伴路过，老伴在前面走，老爹在后面，他看到“丰满大姐”就放慢了脚步，一边走一边用力扭着头看，脸上表情紧张又愉悦。走了很远还扭着头，让人担心头会扭断。
临街的大姐不会主动揽客，她们只消搬把椅子坐在门口，与路过的老爹“眉目传情”。而租住深巷子的大姐，为了“生意”只能到河堤上揽客，她们也最吸引老爹目光。
她们打着红色、粉色、黄色等鲜艳的遮阳伞，穿着鲜艳衣服，有的大姐还穿短裙、黑丝。每天上午9点到12点左右，打伞的大姐在河堤上眼神迷离，10点钟到11点生意最多。研究者苏萍发现，揽客最活跃的是粉伞大姐和紫伞大姐，一个妖娆，一个诱惑。
穿红衣、撑粉伞的大姐盯上了一个步履蹒跚的老爹，跟在老爹身侧边走边唱“女人是老虎”：小和尚下山去化斋，老和尚有交代，山下的女人是老虎，遇见了千万要躲开……他们没有过多交流，老爹侧耳听了会儿歌，就跟着她走向巷子。粉伞大姐向巷子深处走，起初老爹还有点儿犹豫，站在桥头犹豫了一会，后来就跟着粉伞大姐进了屋，大约七分钟后，这位老爹从屋里走出来，脸上表情满足。
12分钟后，粉伞大姐又回到了河堤上，她撑着粉伞跟另一个老爹搭讪，伸出两根手指，要20块钱，老爹摇头，粉伞大姐有些恼：这都没得！生意没谈成，不过老爹也没白来，临走搂了大姐一下，手在大姐屁股上摸了一下。
紫伞大姐身穿修身黑衣短裙、黑丝袜，是粉伞大姐的“竞争对手”。一个老爹刚走到河堤中间，大姐用紫伞挡着，拽了一下老爹衣袖，问老爹要不要，老爹看了看她，起初没动，但当紫伞大姐往巷子深处走时，老爹也就跟着走进去。10多分钟后，做完“生意”的紫伞大姐又回到河堤。她瞄上了一位拄着拐杖、走路颤颤巍巍的老爹，老爹看起来至少80岁。
“二十块钱，玩下嘛，来嘛！”紫伞大姐眼里都是媚态，嗲嗲地说。随后她慢慢踱步向前走，三步一回头，老爹着魔一样，拄着拐杖迈着小碎步跟着。紫伞大姐已走进了巷子，而老爹还在桥头，紫伞大姐回头喊：下来嘛，来嘛！
老爹左右看了看，看没人注意，拄着拐杖慢悠悠地走进巷子里。巷子口那片拆迁后留下的碎石瓦路，对于老爹是个考验，老爹走得小心翼翼。拄拐老爹从往巷子里走，到走进紫伞大姐的屋子，到做完生意出来，用时约12分钟。
这些大姐们对七八十岁的老爹并不惊讶，其实来买春的老爹中，年龄最大的九十四岁。
上图为桥头打伞招揽生意的大姐
在东大桥“做生意”的大姐一直处于流动中，但年纪越大的大姐，流动性越低，如爱玩牌的“赌王大姐”已在东大桥15年。
“赌王大姐”总结说，东大桥客源稳定，虽然这一带没有“红灯”标志，但对周边乡里人而言，这是他们往来交通便利的商业区，很多老爹都是固定客人。另外她们与房东及周边商户有着互惠关系，互相照顾生意，“在其他地方，要看老鸨脸色，做生意还被抽成，在东大桥，做一个还是做两个，没人抽成，自己决定什么时候、跟谁做，想休息就休息，在这里300块钱租房，是自己的空间，想关门就关门，也不像以前担心被派出所抓了罚钱。”
这些大姐们还认为，这里主要做老爹的生意，老爹的时间短、效率高。一般大姐不让老爹脱光衣服，只求速速解决，基本上每个老爹找一次妹子，从进门到离开，只要10分钟左右。夏天湿热，一般只有半个上午、做五六单生意。而春秋和冬天，大姐们一天可做10多次至20次生意，这样每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这也和当地疾控中心根据免费安全套发放情况间接计算出来的数据比较一致。
带孙子的大姐：等孩子睡着了“做生意”
在东大桥做性工作者的大姐，绝大多数都婚姻都不美满，几乎每个人身后，都有一个不靠谱的丈夫、一两个有问题的儿子和需要养育的孙儿。
这些大姐没人从年轻时就做小姐，他们从乡里出来，做过很多工作，如卖菜、宾馆服务员、保洁员等，但因工资太低无法养活全家。
“带孙子大姐”有个不到2岁的孙子，她无奈地说，要等孙子睡着了再做生意，她专门做熟人生意，自己安排时间。
东大桥的性工作者大姐都有着相似身世，婚姻大多由父母包办，和丈夫没感情，性格不合。
带孙子大姐的婚姻也是父母包办，因为家里太穷，选择范围很窄，只能找又聋又哑的老公，结婚后她担负一家开销，后来她曾带老公出外卖菜，但照顾不了，只能把老公送回家，她自己开始接客人，同时他还帮人洗衣多赚些钱。
“女儿小的时候我去地里摘包谷，没管她，她父亲带着，但是父亲残疾，没有看好女儿，女儿抱着农药当成饮料喝，最后也变成残废。”带孙子大姐的厄运连连。
因为家里有两个残疾人，政府每人每月补助150块钱，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2015她除了养残疾老公和残疾女儿，又多了一个孙子，家里人看不了，她就带着孙子“做生意”。
“我一辈子什么都得不到，什么福也没享过。娘的关爱，婆家的照顾，老公的帮助，都没有，照顾两个残疾人就够辛苦，最后孙儿还要我来带。”带孙子大姐忍不住流泪，感叹命运不公，但她不想回家，说一看到残疾老公就烦。
东大桥的大姐几乎都结过婚，生过孩子，只有个别四十岁出头的大姐没做奶奶，其他人都是奶奶辈，其中很多人已与老公离婚。
年轻时，她们的婚姻是父母包办、媒人介绍，家里兄弟多，在农村传统重男轻女的观念，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父母普遍认为养女赔钱，嫁出去减轻负担。这些大姐受教育程度又都在小学以下，婚姻非但未能改变命运，反而命运更悲惨。她们与老公难以交流，生孩子后普遍做了结扎或带环。
比较矛盾的是，她们理解老男人为何到东大桥找小姐，知道老头子缺少跟老婆交流，缺少关爱，但她们却愤恨自己老公去嫖娼。另一方面，很多大姐的老公都知道妻子在干什么，认为妻子“脏”，拒绝跟妻子过性生活，但却向这些大姐索要钱财，然后拿钱去赌博、喝酒等挥霍。
平时大姐们也羡慕城里人夫妻和睦家庭幸福，“都是一样的人，但我没他们命好。”大姐们普遍埋怨老公对抚养孩子没付出，没尽到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但她们也从不反思自己对儿孙的教育问题。
打扮时尚的“二房东大姐”在东大桥租有两处房子，白天做生意，晚上要带两个都在读小学的女儿。她是这里唯一养着宠物京巴的性工作者，她老公来东大桥第一件事,就是翻她皮包，找到钱就去花。
除了不幸的婚姻，大多数大姐也都有一个没出息的儿子，她们“下水”的原因最初也是为了养儿、养孙。
“你是大人，你要管儿、管孙。”一位大姐的儿子总向她要钱。她回老家会给孙子们买衣服及生活用品。大姐们的儿子，很多人知道母亲靠出卖肉体赚钱供养着他们孩子，仍旧认为是天经地义，还继续去喝酒、赌博。
二十六岁时吴大姐守了寡，她的老公被毒蛇咬死。她的一儿一女也赚不到钱，“如果我不出来做小姐，想养活两个孙子，儿媳妇就得出来做。”有次吴大姐回家看五岁的小孙子，孙子说：“奶奶，别的小朋友都去上学了，我也想上学。”吴大姐红着眼睛说，她就是“做生意”累死，也要让孙子上学。
平时吴大姐舍不得给自己买贵些的衣服，赚了钱大部分寄回家，她的很多衣服是向别人讨要的，或花上五块、十块买的。
大姐们命运类似，有的大姐老公是残疾人或长期生病，有的因矿难去世，大姐不得不成为家中经济支柱，供养整个家庭。在东大桥卖春十多年的“赌王大姐”，与婆婆不合，因贫困曾到广东、浙江、河南的工厂干过，但没攒下钱。她的妈妈死得早，有时她还给爸爸钱。离家五六年后，她走上了出卖身体的路。
做“生意”不妨碍找情人
在东大桥的很多大姐，大都有熟客和情人，不但能提供经济上帮助，也能获得保护，遇上难缠的人或问题，有个情人更有安全感。有的大姐曾被警方抓了，她的情人老爹会去交罚款。
情人之于大姐，有搭伙过日子、保护、生活上帮扶等方式，与在河堤上打着伞揽客的那些大姐不同，沿街屋子大姐不会主动揽客，如“丰满大姐”只需开着门，坐在门口，路过的人就明白。
丰满大姐有时穿粉色T恤、黑色西装外套，有时穿嫩黄短袖、外套对襟外披，里面T恤颜色鲜亮，吸引别人。
上图为出租屋前行走观看的老爹们
很多老爹“饱眼福”也是到东大桥的目的。调查者统计，57个老爹中95%以上路过租屋时只是驻足看一会儿。
“有些老头子不做生意，但是几乎天天来，就为看看，他们一天来回好几趟，对我们这边房子痴痴望着，痴痴地看。”
有一次晚上，“丰满大姐”男朋友覃老爹喝了酒跑来找她，被她打了出去，但有了事他还是会帮忙，“我有时没钱，想回家，他就给我交房租，有时没米了，他也给我买。”丰满大姐觉得覃老爹对她真心，他还给丰满大姐买了电饭煲。
覃老爹是附近的村民，进城修桥打工。他跟丰满大姐在一起已两年多，每晚到丰满大姐屋里住，就省了租房的钱。每个月，覃老爹回村看一看老伴，平时覃老爹会给丰满大姐买些生活用品，比如蔬菜、水果、药物等。
“下岗大姐”有个长期合住的老爹，老爹以前做过公职，现在年纪比较大了，一只眼看不清楚，但声音洪亮，常和下岗大姐一起吃饭。当下岗大姐做生意时，情人就躲到外面。下岗大姐曾被人抢走过金耳环，现在有情人保护她心理踏实很多。她对这位老爹也十分关心，为了给老爹眼睛做手术，下岗大姐出了一万多块钱，带老爹到上海看病。
大姐们还攀比情人送的礼物，和丰满大姐相熟的大姐说，情人有时从乡下带腊肉和鸡蛋送她，还有一位大姐情人曾带她到去旅游。爱打扮的“美美大姐”就被其他大姐羡慕，她的头发梳着辫子，穿短款蓬蓬裙，背一个双肩包，化着淡妆。美美大姐爱笑，一笑脸蛋有酒窝。其他大姐调侃她，“她多幸福啊，衣服也是老公买，包包也是老公买。”大姐们说的老公，就是美美大姐的情人。
情人老爹不再像普通嫖客一样，每单生意都结算，而是用帮大姐购买日常用品、交房租等补偿。基于双方熟悉和信任，大姐和情人性生活不戴套，虽然疾控中心人员常告诫，但他们还是不当回事。事实残酷，不少大姐和情人老爹染上艾滋。
那个每天边绣十字绣边等客人的60多岁老太太，2013年当地疾控中心检测出她感染了HIV。2015年苏萍再去找她时，十字绣老太太已被她的情人老爹接走，两个人到其他地方生活，这个不离不弃的老爹情人获得大姐们一致称赞。
大姐们不愿脱上身衣服
C城东大桥大姐做生意不愿客人脱光衣服，更不愿客人脱自己的衣服。脱穿衣服会占用时间，大姐希望速战速决，多接客人。她们其实愿意做岁数大的老爹生意，因为老头子每单生意时间更短，被抓现形几率也低。
“有的老头两三分钟就完了，像公鸡一样快。”大姐们说“公鸡型”的老爹很受欢迎。也有老人身体不太好，大姐们也担心老年人服用药物发生意外，大姐们最怕吸毒“吃粉”的人，担心被抢劫、发生意外。有的老头子不愿戴套子，做生意前，大姐们要倒一盆温水，帮老头子清洗，然后悄悄戴上套子。
大姐们也排斥抚摸和亲吻，认为这是性服务额外的事，但有些老爹会跟大姐商量，钱照给，但只摸几下。爱好打牌的“赌王大姐”说，口水、气味都很脏，多给钱也不同意。“有时老爹对着我，我就扯了纸把嘴捂上。我的脾气暴，有时就骂人。”
研究者认为，中老年妓女是个底层中的最底层。东大桥大姐“做一次生意”仅二三十元，她们记得20多年前做一单生意才五块钱，甚至萝卜白菜也能换一次。
“赌王大姐”表示，交易价钱越便宜、接客越多时，安全套使用率越低，“一天接十五六个人都不戴套子啦，套子一块钱一个，这也是一笔成本。”
当地疾控中心曾根据东大桥大姐们去免费领取安全套的数量推算，大姐们平均每月收入在三千元以上，生意最好的月收入能达到七八千元。
大姐们的花费主要是交房租、吃、穿及打牌。每月房租200到400元，吃饭很节约，买东西主要是很便宜的衣服、生活用品。
除了生活必需和寄回家养儿养孙的钱，随礼是大姐们主要开支，亲戚各种婚丧嫁娶、满月、升学等都要随礼，一年可以随出去上万元。
尽管赚钱辛苦，但东大桥大姐们又痴迷打麻将，以五元十元为基点，有的人半天能输掉四五百甚至上千元。大姐说，这是她们唯一娱乐和寻求刺激方式，打麻将输钱不心疼，这也是她们互相交流、融入圈子的途径。
七旬田老爹染艾滋仍“找妹子”
虽然感染了HIV（艾滋病毒），但70多岁的田老爹根本没当回事，政府防艾人员告诉他，以后别再去东大桥找妹子，以免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别人或再染上其他病，但田老爹还是会偶尔去买春。
生于1940年的田老爹回忆，小时候他第一次到东大桥就被繁华给震惊了：沿河一排排吊脚楼，人来人往的码头，形形色色的商人，花枝招展的妓女……那时农村人去一次东大桥能回味半年。最吸引男人的自然是有魅力的女人，那个年代打扮时髦的妓女是东大桥一景。
70年过去了，暮年的田老爹仍痴迷东大桥，那里有他魂牵梦挂的“妹子”，10多年前他就去东大桥“找妹子”，一年去三四次。
从没见过、也不知道安全套的田老爹，感染了HIV。“我早也是死，迟也是死，怕啥死啊？”田老爹一点也不担心艾滋病，他更担心孤老无依，瘫痪在床没人管。
感染HIV后，田老爹家里有了低保补助，他说是疾控中心帮他办的，“因祸得福”的田老爹和老伴对政府感恩戴德，一直说政府关心他们，生了病还给免费治疗。
同样因在东大桥找妹子而感染艾滋的赵老爹也看淡生死，他的房子“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晚上躺在床上数星星”，屋前就是他劳作了一辈子的农田，现在他还在种。
赵老爹的女儿已远嫁，不能时常回来看他。感染艾滋让他有一种解脱感，他不怪政府，只怪自己命不好，也在感谢政府给他免费药物吃。田老爹、赵老爹等老人都会流露出“来日无多，及时行乐”的想法。
小时候田老爹家很穷，他是四兄妹老大，为了养家，小学没读完的田老爹就开始干活挣公分，他一年干活至多能挣个几十块钱。家里四五个劳动力，一年才挣100多块钱。“逢年过节，生产队长发个肉票，半斤肉，一两斤油。”
经过1959年饥荒，见过饿死人，修过水库、公路、干过木匠的田老爹，一直干到40多岁，幸亏田老爹有木工手艺，生产队发不出粮食的年代，他就到街上买一碗饭，回家分了吃。
年轻时，田老爹喜欢和工友去东大桥听戏，二十六七岁时，田老爹才经人介绍娶了小他6岁的老伴，后来有了孩子，干活辛苦，夫妻早早就没了性生活，而且很多人因计划生育早早结扎，导致心理也很受影响。“有人被强制结扎后认为变成太监，所以去东大桥找妹子，就是想证明自己还是男人。”
田老爹在东大桥有“老相好”，每次路过他都会去看一下这个妹子，回家后还常打电话联系。田老爹问过相熟的妹子，为什么要做这个，妹子说她娃儿们要读书，没钱。
苏萍认为，这些老爹曾是生产力主力军，他们出身正，都是贫农，在集体化过程中听话干活，但他们的受教育期和青春期都在集体化制度中度过，婚姻是为了繁衍和养育后代。老爹们缺乏倾诉亲密话语和建立亲密关系的空间和机会。所以他们会跟大姐们说“我想你”、“我喜欢你”，大姐们表演愿意听，对老爹们来说就是一次情感倾诉。
老爹们家庭收入主要靠孩子打工给钱，老年男性在家庭中失去了对于钱的支配权，没有权威和地位，他们有种被遗弃的感觉。
预防老年人性交易传播艾滋的难题
C城的疾控中心人员会定期走访东大桥，给性工作者发安全套，并宣传预防艾滋病知识。但疾控中心有力不从心的尴尬，如性工作者的具体人数无法准确统计，性工作者会隐瞒卖春次数，甚至倒卖安全套。
在该省和C城市疾控中心的支持下，苏萍等人对2009年由流行病专家做的一项调查进行了再分析。这项调查中46男，34女，80个老人中小学学历和文盲有63人，这80个老年人中，有78个不使用安全套，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一小部分觉得没必要。已检测出的农村老年女性，感染途径多为配偶家庭内传播。该省疾控中心对27个老年男性HIV感染者的人的配偶进行检测，发现14例HIV阳性。
这78个在性生活中不使用安全套的老人，26个是因为老年夫妇双方中有一方结扎，8个上环，31个不知道使用，11个认为没必要使用。
2010年，C城市疾控中心曾在东大桥市场进行摸底调查，28位大姐中发现3例HIV阳性。这三位大姐，都已是奶奶。她们得知感染艾滋后，并不是担心生命，而是怕官方阻止她们继续做生意，还担心会传染给孙子。调查人员发现，几年后其中两个感染艾滋的大姐仍在继续“做生意”。
相比C城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宣传的健康知识，东大桥的大姐们更相信自己姐妹间互相传授的“健康知识”，清洗男客的下身，观察男客是不是“看起来”干净，然后大姐们还要清洗自己的下身，认为洗洗就能预防脏东西、病菌，有的会清洗安全套重复使用。
社会学家、清华大学景军教授认为，女性性工作者有80%来自农村，普遍家庭贫困、教育水平低下、绝大多数都经历过创伤、缺乏正式工作机会。低端性工作者中，44%都是大于36岁的女性，但她们的感染率却占到性工作者艾滋病感染人群的近60%。景军认为，中老年暗娼比年轻暗娼在面对艾滋病时更易受伤害。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