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孕是一场“战争”| 科学备孕的研究心得

在我和研究伙伴对备孕群体的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新涌现的现象。比如，跟其父母一辈相比，80、90后的备孕周期普遍延长，平均水平在4.5个月左右。再像是备孕是核心家庭总动员，他们透过各种家庭保健、卫生和健康消费来“武装到牙齿”，像是做甲醛的测试、涂环保漆、购买空气净化器、净水器、穿防辐射服、吃营养保健品、戴防雾霾的口罩等等。

她们渴望用这些产品为自己的小家庭带上一个无污染、无毒害的“防护罩”和“安全阀”。这其实反映出备孕者们集体的焦虑。

有些商家正是抓住她们的痛点，制造“挂着羊皮卖狗肉”的伪健康、假科学的概念，贩售“安慰剂”式的产品。起初，你会想当然以“人傻钱多”粗暴简单来解释这种健康消费行为，但随着我们对我们研究对象了解越深，越能体会这段备孕旅程的不易，这是孕育生命的“奥德赛”之旅的开始。

所以对于她们对健康环境的焦虑和渴望，不应该视为非理性和去常识的，而应该从“改变”（transformative）的文化视角去理解她们对步入新的社会角色和人生旅程的复杂情感。因为对于欠佳的公共环境（雾霾、自来水重金属超标等等），她们是无力的，缺乏组织性抗议的社会空间的。她们只能以个体化的方式去做防御性，自我保护型的，嵌入日常生活式的行动。

另外我们所观察的一个现象是数据驱动型的量化自我运动在新世代育龄女性群体中的兴起。量化自我（Qualified Self）是美国著名的《连线》杂志主编Gary Wolf和Kevin Kelly所创造的一个新概念,也可称之为自我追踪与身体监测,生命与生活数据化的骇客。

在我们的深度访谈中，有几个值得讨论的量化自我个案与大家分享。

访谈对象A所提到的基础体温（BBT），是欧美女性自然生育计划（Natural Family Planning）中一项关于身体体征的测量指标，其全名叫Basal Body Temperature。它指的是经过6至8小时的睡眠后，苏醒后在尚未受到运动、饮食和情绪变化影响时所测得的体温。(见图1)女性的基础体温，会随着月经周期和妊娠状态而改变，形成一条波动的基础体温曲线。

其波动的规律是：每个月排卵后，黄体形成，黄体分泌黄体酮，导致体温升高0.3-0.5 ℃，形成“高温相”，通常持续 12-16 天。待月经来潮后，孕激素水平下降，体温也随之降低，体温回落到“低温相”。如果受孕，妊娠和孕激素将持续分泌，高温期将持续到妊娠的第4个月。基础体温的测量一般需要连续测量三个月以上，以此来帮助备孕女性准确地判断排卵期、是否怀孕，以及黄体功能。

在这个个案观察中，我们发现测量基础体温使得研究对象A能够较为完整的了解和掌握自己的生理周期和生理规律，而这种规律性的获得源自于日积月累的身体数据。透过数据掌握身体内在的规律，使得两性生活更具计划性，让怀孕纳入到整个生活的秩序之中，而非溢出工作与生活框架之外，成为意外事件。

为什么她们会有这么强烈的掌控感和秩序意识呢？

我们认为因为她将怀孕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期，这种角色转换她们需要一个心理建设期和生活过渡期。这个档期个体需要透过科学数据支撑的生理规律曲线来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体，来减少怀孕的不确定性和意外性，来安排两性的生活。

另外作为白领一族，现实的职场环境对待孕的职业女性是不友好的，甚至是充满歧视的。

职场女性常常将怀孕视为工作与个人生活的一个重要交叉口，孕产常常意味着她们要牺牲未来职业生涯的可能性和机会，意味着从职场重心向家庭重心的转换。这种零和的紧张关系，是我们职场女性所面临的一个结构性困境。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个案，她可以说是一部浓缩的当代女性备孕革命的简史。

关键报道人B的备孕个人史，可以说是新时代女性“备孕革命”的缩影。从“狩猎采集”时期手工的数据采集，到“农耕文明”时期PC端的“精耕细作”，再到“后工业革命”时代的移动端应用，最后进化成数字健康时代的智能利器。

她可谓是女性健康领域的数字极客，如其所言，身体对于她是一个类似自然科学的实验室，所以她希望用客观观察和科学的测量去揭示和理解生理的规律。

这是一种崭新的身体认知和身体文化，它不是依赖感觉、想象和臆测，而是信赖数据、科学和生物医学。

另外，我们可以发现度量身体的工具也越来越家居化、智能化和大众化，备孕工具的不断进化也开启了健康管理个体化和数字化的浪潮。在我们的深度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关键报道人B是自我健康管理的技术控，从早期满足了解自己身体的好奇心，再到对经期生理状况的精细化了解，直至追求生育质量的备孕实践，在她不同的生命周期，工具、数据和技术是她健康的指南和向标。

访谈对象C则显示出和传统一代女性在备孕理念和实践上的重要差异来。上一代女性所谓的“自然”、“理所当然”的认识（taken-for-granted）显示她们没有很精细的备孕观念，她们把怀孕作为婚姻生活之后的理所应当的必然事情。而女性的生殖和两性经验的习得也是家族女性累积的、口头传授的。不同于这种缺乏计划性的孕产行为，新生代的女性会严肃的对待备孕这件事情。

她们不仅将基础体温、宫颈粘液、黄体等等医学概念进行具身化和个体化的理解，而且用这一套崭新的生理指标体系和健康管理工具来认识和管理自己的身体。

透过这三个具有代表的个案，我们发现在备孕女性的量化自我的浪潮中，身体观和健康文化呈现了一些有趣的特点。

在女性科技领域，尤其女性在备孕阶段的健康管理，我们发现量化自我的不是那些宏观、抽离的大数据，而是关于日常生活的、生物身体反馈的、切身的小数据。

还有，在数字健康管理的实践中，女性养成了一种更加后工业化的时间感和时间观。她们根据生物医学的生命体征指标，将生育周期进行精密的时间分割。

随着知识管道的多样化（线上医生问诊、医生和专家型的大V、知识付费社区、母婴类自媒体、女性健康管理app等等），我们所研究的备孕群体会用“知识武装头脑”。她们会博采众长，吸收妇产和儿科的权威知识，现代营养学的饮食和健康方法、围产期抑郁症等预防与治疗等心理学要义。而这套知识，不仅是新知，而且是需要身体力行的、一套的“实践的知识”。她们会实验、比照、修正和改良，将这套生育的知识个体化，具身化。

在上述个案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信息社会，源源不断的备孕知识在上、中、下游出现分流，下游所汇集主要是准妈妈们的在线社群和言传身教的家族女性长辈，她们所提供的是备孕常识、身体经验和生活化的案例；中游，则是关键意见领袖（key opinion leaders）的领地，影响力大、传播广，粉丝多，但专业水准和权威性上仍有不足。而上游，则是有丰富从医经验、优异教育背景和权威机构认证的专家，他们在整个母婴知识圈尚属“稀有物种”，数量级相对较少，但专业水准和权威性却最强。

我原本认为信任的强度是随着向下游的知识分流，而逐渐递减的，就像这两个案例中所呈现的那样。

但在其他更多的调查对象身上，我发现了一种“信任堰塞”的现象。它的表现是：上游的知识门槛与付费门槛高，外围的普通民众难以跨入。中游面向大众，迎合大众，也误导着大众，操纵着大众。典型表现是伪科学的盛行、知识的拼凑与贩售、谣言高发区、耸人听闻的标题党和粉丝经济的兴盛。但它的内容却最能抓住孕妇群体的痛点、恐惧点和兴奋点，所以受众也最多。

如同一个凹形的地质层，流量不断往中圈汇集，极易形成一个危险的堰塞湖。溢出来会倒灌至上游，污染最有信度的信息源，造成“劣币驱除良币”的现象。延伸至下游，波及更多的普通民众，使他们对劣质信息，尤其关于孕期疾病、胎儿安全和生活风险的误导信息，产生一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盲从现象。

而且，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知识弥散中的“权威”和“信任”也是值得观察的现象。

首先，线上的权威是需要线下的机构权威认证和支撑的。

就读医学院的水平、医术的师承、医院的级别、临床的经验都是塑造线上权威的基石，这是受众信任的最基础的来源。

其次，线上权威需要聚光灯，需要跨界，需要面向公众进行医学传播。

他们需要跨越医院的封闭系统，扮演一个公共型医学权威角色。

最后，公共性和权威性一方面是相辅相成，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

这里指的是权威、前沿的医学知识在大众医学传播中会有失真，失焦危险。即专业知识在转述、大众化的过程中，有损耗和污染信息源的风险。比如，母婴类的公众号常常将专业的医学文献中的数据、结论从严格的研究假设、情境和对象中抽离出来，制造耸人听闻的感觉，从而在流量中抓人眼球。

在关键报道人F、G的孕产叙事中，我们可以发现技术不一定是去人性化的、疏离的和机械冰冷的，它也可以有情感、道德和伦理的维度的。健康技术不仅提供了“内视”生命的方法，也提供了用声音感知生命律动的渠道。

这两位孕妇通过智能健康的设备不仅获得了实时的、准确的胎动数据，而且创造了一种用声音感知生命的维度。这些声音和数据并不是抽离的，完全客体化的，而是充满着情感和温度。

我们发现很多母亲会书写一种新型的声音日记，记录胎儿每日的律动，以及和胎儿的日常对话。这样看来，声音将母亲与胎儿两个生命体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母亲透过阅听胎儿波动的音律，并将这些律动书写成饱含感情的孕育日记，为孩子和家庭记录下一段珍贵的生命叙事，也为这个孕育中、诞生前的混沌生命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人生仪式。

如果胎儿的声音还稍显抽象，那么胎儿的B超、彩超和三维图，就更能满足作为视觉动物的我们对于生命的认知和想象了。就像视觉文化研究学者Marita Sturken和Lisa Cartwright所说：

“超声波是一种本身既无法收听也无法产生噪音的听觉系统。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存在着一种视觉中心主义的偏好，所以超声波才会顺应人类的视觉传统，以照片的形式展现出来，而不是图表或者数字…而超声波在工业化的西方世界中，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性的成长意识,孕妇和她的家人可以藉由超声波扫描获得未来小孩的第一张肖像…胎儿的超声波影像如今成为人们想象未来家庭的图符…妇女可以透过超声波影像与未来小孩建立视觉联结，这种影像比有关胎儿的文本叙述或抽象图案更能促进情感的牵系，使母亲将胎儿当成社会的一分子，而不只是一个生物学的实体”。

我们的田野调查也佐证了这两位学者以西方世界为经验载体的灼见。年轻的孕妇希望在便携的智能健康工具的帮助下，用一双“科学之眼”看见孕育中的生命状态。这些生命图像，帮助她们与这个孕育中的生命建立其更深厚的情感纽带。有意思的是，在我们的研究发现有相当比例的家庭相册中，新生儿的第一张照片不是拍于刚出生之时，而是胎儿发育成形后的第一张B超图或彩超像。

准妈妈们“隔着肚皮”也能看到每一周期胎儿身体一点一滴的变化，胎儿B超图和彩超像，则使产妇们拥有了一双“科学之眼”，以科学的目光（scientific seeing）去凝视、去想象、去感受和呵护这个小小的生命。

在完成这个研究中，我们不仅对研究设计、田野方法有不少的自我批评，而且对研究过程中一些现象也有反思。

首先，研究对象的代表性和典型性问题。

必须承认，我们的样本选择是有偏好的（biased）。她们的知识储备、社会政治经济地位、教育背景和生育观等使她们对这些女性科技更易接触、更能掌握，更可接受。这种尝鲜更多的是未来形态的探索，在当下中国的生育实践并不是主流。所以我们的这个研究更多是揭示和理解这个新涌现的社会现象。

其次，我们发现性教育制度性匮乏的难题。

在线的自我教育只能“补课”，不能替代系统的、学校所主导的性教育。因为在社会化初期，学校教育中性教育的缺失，会带来长远的危害。譬如生殖健康知识的不足、对乙肝、艾滋病和家族遗传疾病科学认知的缺乏和社会歧视、对两性成长过程中生理状况的错误应对、居高不下且日渐低龄化的人工流产手术率、非必需的剖腹产手术的盛行、药物的滥用、避孕与两性疾病知识的匮乏、母乳喂养的排斥和孕产中科学素养的缺失等等社会问题。

所以，在当下，性教育不应该再羞羞答答，而应该光明正大。因为它也是人性教育、生命教育和爱的教育的一部分，它能让我们用科学的慧眼去探索生命和身体的奥秘，能使我们对于性、她者的身体、孕育中的生命产生真正的尊重和善意。

再次，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权益不应该成为空洞洞口号和标语，政府不应只看到人口增长的经济红利，单纯以功利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人口与生育问题。

制度性的产假、公共空间对孕产妇和哺乳者的友善设计、孕产者的社会福利、乡村和弱势产妇在产检、哺育与喂养上的社会支持和未婚生育者的医疗照顾，都应该成为公共政策制定者认真思量的问题。

然后，对于个体而言，家庭中两性的平等不能只说不做。

母职在备孕、怀孕、生产和哺育整个漫长周期中的情感和劳力付出，男性不应置身事外，而应该成为孕育生命的家庭共同体。在时间和情感要有更多的投入。同样，女性不应该成为所谓男女不平等观念下，“续香火”的生育工具，不应成为孕期中丈夫“出轨”的受害者。

希望作为高级动物的他们，在理解和体认“她者”孕育生命的不易和艰辛后，能激发他们对婚姻、家庭和生命有超越自我生理需求之外的的共情、尊重和道德感。

而在本文即将结尾时，我想说，作为男性研究者，对于这个题目的田野调查、访谈和写作，也是一次自我反思的过程。

对于新时代女性在生育的漫长周期的辛苦和付出，日渐有了真正的“了解之同情”。它也使我第一次听自己的母亲认真讲述生育的故事，讲述她孕产过程的危险、痛苦和血泪，讲述因当年不可抗力而胎死腹中的妹妹，这也是一次探寻“我从哪里来”的旅程。谨以这个研究，来纪念她，怀念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