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第二届玉润健康研究项目研究介绍专题。
本期作者：兰雅心，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
项目名称：“以成年礼之名：当代中国青年对献血行为的文化再定义”
1. 田野故事
学习社会学的这六年间，我曾跟随学院里的老师们做过多次田野调查。当我以团队成员的身份参与其中时，田野工作之于我的印象无非是现场观察、向被访者提问、整理录音。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是认为从田野资料的搜集到研究成果的呈现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这次，当我满怀信心独自进入田野时，才认识到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在此次的田野工作中，我先后采用了参与式观察、非正式访谈以及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断断续续历经半年，最终得以成文。
早在申请研究基金之前，我就对献血这个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可惜的是，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问题意识。2018年4月，学校青志协正在招募本年度的献血服务志愿者，这无异于为我提供了从田野中发现问题的机遇，因此，我立刻报名登记了服务时段，并以志愿者的身份“卧底”学校的献血活动。
虽然有些研究者认为应不带任何理论预设地进入田野，但对我而言，这种提议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建设性。不可否认，当“头脑空空”地进入田野进行观察时，任何现象都显得无比新鲜有趣：有的同学陪朋友一起报了名，临上阵却发现采血过程过于“可怕”，但是既然来了又不好意思半路退出；有些男生为不破坏自己的“男子气概”，即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献血不良反应，也仍然拒绝志愿者的搀扶；领到献血补贴后，有的同学戏称自己在“卖血”，顺便调侃没有去年“卖得多”；有的同学则更加向往献血之后的三天假期，结束观察之后便迫不及待地询问辅导员应该去哪里开假条……诸如此类的田野观察还有很多，每天志愿服务结束之后，我也对当天遇到的有趣现象进行了简单记录。不过，即便发现了这些现象又能怎样呢？有趣的现象并不等同于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在多次尝试头脑风暴之后，我仍然没有找到有潜力的研究方向。不过好在这次“卧底”并不是完全没有收获，在全程跟进献血活动之后，我基本摸清了学校的组织流程，并且由于服务过程中可以接触到血液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也从他们那里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基本信息。
由于各学院同学们的参与积极性过高，采血工作在四天之内便结束了，然而那时的我还没有从第一轮的田野观察中寻找到具体的研究问题。但是好在，当以高校献血者为研究对象时，田野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我身边的每个人都能成为潜在的受访者，所有学生都是学校献血活动的亲历者，他们对这一事件有着自己的看法甚至亲身体会。在学校集体献血活动结束之后，我也会时不时地询问周围同学的献血经历或想法。
访谈对象的高度可及性让我获得了各式各样的案例，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了那个让我灵光一现的故事：在与朋友交流的过程中，她对我讲述了十八岁生日当天四处奔波寻找献血车的经历。这的确是个有趣的现象：原本与宏大道德意义相关联的、用于体现社会责任感的献血行为，却被视为一场私人化的成人仪式。兴奋之余，我也需要迫使自己迅速恢复理智：这个故事会不会只是一个孤例？能否构成一类典型的社会现象？于是，我在网络上进行了关键词搜索，发现将献血视为成人礼的现象并不鲜见。因此，一个初步的问题意识形成了：献血行为这一理应与道德、爱心、奉献相关的议题，是如何与“成年礼”发生关联的？
找到研究问题，兴奋之余，我迅速对第一轮访谈中的经验资料进行了概括，并归纳出了一套使得关联性成为可能的社会结构。在之后的师门论文讨论会上，我信心满满地对这个研究思路进行了汇报，但没想到却在研究问题的真实性方面受到了扑面而来的质疑。我原本的意图是呈现类似于《我的凉山兄弟》的结构化思路，在这本书中，作者论证了为何凉山彝族青年会以越轨的形式实践其成人礼，并指出导致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地缘政治以及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变迁而导致的经济差异。但献血行为与成人仪式的关联性并不能采用以上论述方式，在经验层面，这并不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二者往往以一种不稳定的形式发生关联，因此，试图论证关联何以可能的做法似乎并不恰当。
事实上，从经验中获得的研究问题仍需进一步明确。当时的提问方式实则在描述同一事件过程，但其中却包含了以下三个不同角度的问题意识：其一，为什么需要有成年礼以及如何安排成年礼的实践方式。从这一角度出发的因变量是成人礼，在这一问题意识下，需要解释为何在行动者面临的诸多备选方案时，献血行为会成为最终的选择结果。其二，如果将献血视为公益行为，那么这种公益行为何以可能。公益行为是带有价值属性的行为，献血作为广义的公益活动，自然也需要关注社会主流文化观念对行为结果的影响，不过，行为的发生在多大程度上直接来源于价值这一驱动力，又是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对“成人礼”这种动机进行解释时，需要通过更细化的访谈进一步厘清观念在行动中的位置，尽可能准确把握实践过程的真实发生方式。其三，从文化层面如何看待血液的意义。中国人如何看待血液这一物质，将影响到献血层面的实践。献血行为为何可以“成年仪式化”，是怎样的既有文化观念使之成为可能，这些对于血液的看法又如何促进了献血动机的文化建构。
在意识到先前研究思路的问题之后，我选择再度回到田野，试图从中找到更精确的研究问题。因为直觉告诉我，田野调查中那个令我眼前一亮的经验现象并不应该直接被放弃，只是我需要知道当初我认为这个议题有趣的原因、需要寻找之所以我会认为这个问题具有重要性的依据。
为了更有效率地收集资料，在第二轮田野调查中，我对本科阶段的辅导员进行了访谈。由于我们以前在正式场合以及非正式场合都有比较多的交流，因此我可以毫无顾及地向她提出一些比较敏感的议题，她也可以从组织者的视角出发，为我提供更加真实全面的信息。事实上，关于献血组织工作我一直以来都存在一个疑问：作为当事人，我每年都会在班级群里看到团体献血的招募信息，信息的内容几乎只包括献血的时间、地点、向谁报名。我原本以为这种过于简化的招募形式并不会发挥太大的效力，因此为了凑齐名额，辅导员们不得不在最后关头发动党员或班干部。然而，在访谈过程中我却得知，无偿献血组织工作的真实状况却与我的预料截然不同，每年的活动并不需要耗费太多精力，辅导员所需要做的，仅仅是事前统计报名信息，并在献血当天带领这些报名的同学前往校医院、为完成采血的同学提供简单的照料。
真实的献血组织状况竟然如此自然而然，这种“自然而然”引发了我的好奇。如果将其原因仓促地归结为大学生较强的公益心，那么这种做法显然缺乏洞察力。出于社会学训练之下的条件反射，我进一步追问是否这些献血者存在某些结构性特征，例如性别或年龄。幸运的是，我得到了肯定的回应。辅导员告诉我，在她的组织经验中，虽然男生女生之间不存在太大差别，但献血积极分子的年龄差异的确较为显著：大一学生的报名积极性明显比其他学生高，同时她也告诉我，除了献血活动之外，大一学生对于所有课余活动都展示出了极大的参与热情。
在基本了解献血者的状况后，我也向辅导员表达出了通过她的介绍接触更多类型被访者的诉求，虽然不太明确不同类型背后表征的研究意义，但是我还是十分希望对那些曾经参加过多次献血活动的同学进行深度访谈。然而，辅导员却向我表示，事实上学院里并没有太多诸如此类的献血者，仔细回忆一番之后，她为我提供了三名长期参加献血活动的同学的联系方式，其中有两位已经毕业。
第二轮田野调查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不仅对学院的献血组织动员工作的真实状况产生了更准确的理解，也从中获取了诸多有价值的信息，低年级学生极高的参与热情和整个学院寥寥无几的长期献血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新的研究问题似乎呼之欲出。从高校学生的血液捐献形式来看，一次性的献血行为较多，多次参加献血活动的情况较少。这种状况似乎意味着高校中的无偿献血参与者们存在着较强的“体验式”倾向。
为此，在访谈之余，我也开始收集其他资料及研究文献。从经验资料来看，未来团体献血的重要性将逐步凸显，目前，高校学生构成了我国团体无偿献血事业的主力军，不仅在献血总量上高于其他组织类型，且千人献血率也位居第一。那么，大学生群体为何比其他群体具有更高的参与积极性呢？从目前的文献来看，关于献血意愿的研究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偏描述，即献血意愿因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变量而异，不过，这类研究仅仅说明了差异客观存在，却没有说明为何存在这样的差异；第二类研究则认为，献血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各种形式的激励，但是将利他行为与效用相关联的做法，却因其可能引发的不良社会后果而遭遇了诸多质疑；第三类研究从组织的视角出发，对团体献血中的参与者意愿进行了更有针对性的解释，并指出利他行动嵌入在组织结构之中、受到组织策略的影响。
不过，如果将高校团体献血的良好运作效果归功于特殊的组织形式，似乎无法解释我在田野过程中观察到的经验现象，一些悖论逐渐显现出来：虽然目前学校的无偿献血工作在形式上仍采取了计划指令式征集方式，但实际运作过程中并没有出现通过组织对个体施加强制力的现象，辅导员在下发通知时并不会透露今年分配给学院的具体名额，而是仅仅告知活动的时间地点，且献血后的各种补贴（如营养餐券、假期、物资、奖金）通常也不会在招募过程中被过早提及。也就是说，在组织献血的过程中，辅导员并没有运用权力关系或经济激励对个体选择活动进行干预，学生仍然可以自主决定是否报名，层级化的组织结构仅发挥了信息扩散的作用。事实上，献血招募活动并没有对辅导员的工作造成过多负担，近几年来，主动报名人数远远超过建议指标，在学校层面，通常情况下，在距离献血活动结束的1~1.5天，个别血型或总献血量已经可以达到目标，部分已报名的同学甚至没有得到参与机会。
进一步思考之后发现，高校团体献血动员工作的“自然而然”，与早期的问题意识似乎存在某种程度的关联性——成年仪式的文化解读实际上也是“体验式参与”的表现形式。献血行为的生命体验化不仅是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还有可能构成一种新的解释视角，进而揭示目前高校团体献血成效显著的真实原因：当进入特定的社会化阶段后，青年学生群体将产生较为强烈的体验意愿，在诸多备选方案之中，献血行为因其特殊性而被诸多学生视为成长过程中的纪念性事件，进而被选择成为个体实践生命历程过渡的某种体验仪式。在适当的组织条件下，非利他主义的体验式动机将转化为实质的利他行动。
体验式动机构成了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这也意味着，大学这一组织中的人员结构天然附带着高效动员的可能性，由于每年都会有新生入学，客观上便会存在一批数量稳定的血液捐赠者。然而，对高校学生献血动机的深度调查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大学生不应仅仅被视为某种特殊的身份群体，也是即将融入社会的未来公民，对其参与原因进行考察、并寻找其中的一般性动机，或许能够发现提升全社会公益意愿的可能性，进而从根本上提高血液总体供给水平。当持有体验式动机的血液捐赠者构成主流时，潜在的风险也将逐渐显现：从总量以及稳定性来衡量，各大高校的确构成了我国血液供给的重要力量，然而，过度依赖这一来源或将无法避免季节性的血荒。如果绝大多数学生仅仅将献血行为视为一种体验，完成之后便不再继续参与，那么，季节性血荒期间的血液供给问题将难以得到改善。因此，仍有必要在高校献血者之中甄别并发展具有长期捐赠意愿的群体。事实上，献血的初次参与动机和持续参与动机应该被分开讨论，了解人们愿意持续参与的原因有其具有现实意义。
于是，通过辅导员的介绍，我对三位具有多年献血经历的同学分布进行了一个半小时以上的深度访谈。校友身份让我和被访者之间能够直接建立信任关系，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不加掩饰的、最真诚的回应。在开始访谈之前，我已经大致预料到了询问献血动机时可能遇到的困难，行动者的真实动机可能十分复杂，并不能通过简单的一两个问题直接得到结果。为此在访谈之前，我设计了一个涵盖了诸多议题的访谈提纲，并依照此提纲对身边的朋友进行了试调查、测试其适用性。然而，按照大纲来提问的做法似乎效果并不理想，于是在正式调查中，我只能抓住其中几个关键问题，在确保聆听被访者自由叙述的同时，不断把他们带回我所关注的重点。独立开展访谈的确是耗费心力的事，既要不断制造新的话题、确保谈话中间不冷场，也要时刻紧跟被访者的思路，找到他们说法之间的矛盾之处、及时追加问题。
在访谈过程中我意识到，实际的献血决策过程十分复杂，并不存在单一的理由，并且很多原因是被访者之前不曾意识到的，在不断交流、回忆的过程中，这些被遗失的真实动机才会渐渐被访者找回，例如，被访者起初声称自己只是想要做好事，但追溯其成长经历时却发现，这种决定实则受到童年时期家人患病用血经历的潜在影响。访谈结果表明，持续捐赠意愿多与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独特经历相关，如家人患病经历、父母带动作用等。持续参与献血活动的意愿多来自献血者独特的社会化过程,而这些私人化的动机通常难易引发群体层面的共鸣，这些回答尚不具有理论化、一般化的可能。但是，我们可以从问题的反面，即导致人们不再愿意继续献血的原因着手，寻找可能维持长期捐赠意愿的方式。我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导致高校学生退出后续献血活动的原因多种多样，例如：血站护士态度不好、原本想献200ml却被“胁迫”捐献400ml、首次献血之后发生了不良反应等等。尽管以上陈述在内容层面千差万别，但这些原因均可被归纳为献血过程中遇到的负反馈。与此同时，传统意义上的价值宣传并不具有太强的吸引力，甚至有时会起到相反的作用。被访者虽然未必能够给出明确的动机，但却明确反对从宏大意义层面对其献血行为进行解读。
2. 研究历程与心得
在探索问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挫折和质疑，对议题保持兴趣无异于是研究得以进行的重要前提。此次对献血问题的考察源于我对医学议题的关注。大一期间的某次手术经历让我在医院里渡过了半个月的时光，住院期间的种种经历，不仅使我受到了许多情感方面的触动，也让我意识到医疗问题是事关所有人的重要问题。当然，从感兴趣的议题到学术研究仍然存在距离。握住研究问题并意味着万事大吉，理想状况中的论文写作工作似乎应该按照形成问题、阅读文献、田野调查的顺序进行，但事实上，三个环节通常以一种循环往复的方式不断交融。在这一循环过程中，为避免陷入研究思路的故步自封，引入同行评议成为了另一个必要环节。他人的审视将使你更有效率地发现研究问题所存在的问题，不过，当现阶段的思路面临质疑时，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将原有思路全盘推翻，更为重要的步骤在于对被质疑的原因进行分析和讨论，在此基础上，研究问题也将进一步明晰。
学术研究的内容不止包括问题以及问题之下的解释框架，在完成叙事之后，仍有一些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在我看来，能否从案例讨论之中延伸出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是学术研究以及新闻报道、调查报告之间的关键划界标准。
本次调查研究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献血者对采血过程良好体验的期待以及血液管理制度规范性的要求，或许有助于我们从文化取向的经济社会学研究视角重新审视献血行为。血液捐献行为不仅嵌入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中，同样也嵌入在一定的道德语境中，尽管既有研究倾向于以“礼物赠予”的认知方式审视献血行为，但“血液”的馈赠却因交易物品本身的神圣性而区别于一般商品，捐献者仍希望对赠予物保留一定程度的知情权和控制权，而赠予物附带的神圣性意涵也将弥散至整个交易过程，对所有参与者带来道德规范上的约束。
另一方面，我也试图突破献血行为的利他主义分析框架（无论这种利他主义是由组织或经济激励而引发的）。通过考察S高校无偿献血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利他行为的发生完全可以与利他主义动机相分离。在献血动员过程中，校方并没有采用特定组织结构的压力或各种形式的激励手段影响个体选择，在不加干预的情况下，之所以S高校仍可保持较高水平的无偿献血参与度，其动力在于学生群体的体验意愿与献血行为的特殊性结合为一种广泛存在的非利他主义动机。学生报名参与时，并非带有“为做好事而做好事”的目的，相反，他们将献血行为视为一种生命过程中颇具纪念意义的重要体验，这种动机类型在现实层面同样带来了良好的血液供给效果。
事实上，将献血界定为利他主义动机驱使下的行为的做法，不仅与调研过程中了解到的现实情况不符，而且这一思路限制了献血动员的可能方案。利他行为的动员未必需要通过扩散利他主义的方式实现，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因果关系。通过调查可知，由于献血活动中存在大量体验性动机，血液中心可以通过提高活动趣味性、纪念性等方式吸引尽可能多的参与者。在诸多体验式参与者之中，部分群体存在被转化为长期献血者的可能性。当下的高校学生是未来的社会公民，因此，相关部门有必要进行干预，以促进这一转化的发生。不过，对于转化策略而言，利他主义的宣教通常不会发挥作用，相反，控制献血流程，增加献血活动的正向反馈、尽可能减少负面感知才是实现转化的关键所在。
3. 学术与公益的思考
“社会学是什么”、“学这个有什么用”——相信每个圈内人都曾经遇到过类似的“灵魂拷问”。随着学习经历的增加，这已不再是关于外行误解的学术圈段子，相反，这是一个涉及到社会学家何以安身立命的重要问题。
近六年的学习经历中，我却不止一次地产生犬儒主义式的自我怀疑：在社会统计学的课堂上，老师告诉我们即便设计再复杂的模型也仅能得到小得可怜的R²；方法论诸多争论告诉我，社会科学是一门“软科学”，不要试图在其中找到因果律或覆盖性法则，社会的复杂面貌很难得到准确的还原方式。当我们以社会“科学”自居、却又无法接近真相，那一切的工作又是为了什么呢？与此同时，我总是认为，当以“社会”作为研究对象时，我们不该甘心囿于象牙塔、生产自娱自乐的学术作品，总该有些悲天悯人的情怀。毕竟这门学科建立的初衷就是尝试解释并解决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早期的奠基人们多多少少都有着改变社会的远大理想。
在前些日子的一次读书会中，我内心的疑惑似乎找到了答案。优秀的理论思维总能找到经验世界的接口：经济学家尤努斯在他所观察到的金融原理与现实经验的冲突中创造了发放小额信贷的格莱珉银行，通过适当的贷款规则设置，这些“穷人的银行”帮助世界上数以万计的人永远摆脱了贫困，而尤努斯本人也获得了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虽然我们不可能像这位经济学家一样改变世界，但是这个故事的启示依旧激励人心。尽管现实世界自有它的运行逻辑，但这并不意味着改变不可能发生。优秀的基础研究能够帮助读者发现更多的可能性，在合适的契机之下，这些基于田野观察的学术研究或将成为一切改变的起点。
